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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_霍达【完结】(11)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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