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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