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就去办手续，”韩思成继续说，“过了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大夫在厕所门口拦住我，说：‘你刚才给我那东西，怎么不见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见您装到口袋里的呀！他解开白大褂，翻开口袋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掉到地上了？我把疼得喊爹叫娘的儿子安放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就和大夫一道到诊室里去找，桌子底下都看过了，就是没有。我说：‘你看这事闹的。’大夫挺好，说：‘算了算了，我本来就说没必要。’老苏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嫌钱少，让我再送一回呀？”
苏北问：“红包里多少钱？”
“五千块。”
“他不是嫌钱少，”苏北说，“五千块绝对不少了，这是你半年的工资呀！还少吗？”
“那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收了我的钱。”
苏北笑了，突然想透了这件事情，说：“嗨！我知道了，他是告诉你：他没收这份钱。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可以说他没收你这份钱。”
韩思成大为惊讶：“你看现在这人，简直都成精了……”
谁也没想到，送了红包也没保证儿子不出事情。韩思成知道儿子的肾被切走以后，呼天抢地，怪自己给大夫送的钱太少，而且人家大夫也做了暗示……这样，苏北就认为自己有了某种责任———他当时做的分析不是这样的。他开始帮助韩思成打官司。
……
见到正襟危坐的周燕玲和梳着公鸡尾巴一样发式的余馨娇，谈着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谁具备或不具备担任职务的条件的时候，不知怎的，苏北产生出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就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随便组合在一起的。
苏北谈得不好，他的心好像根本不在周燕玲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对苏北不很了解的周燕玲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人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做出过什么贡献。而对于未来，他也没有谈出什么新的见解，他脑子里晃动着的是卫生管理部门那个乳臭未干的工作人员的身影，他的傲慢无礼，他那纤细而苍白的手拿烟的姿势，他朝下乜斜他和韩思成时那种绝对没有文化教养、类似于在街头用扑克牌行骗的小流氓的那种目光……出了大门，苏北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我想把那个小混蛋掐死!”韩思成迷迷茫茫地说：“这样的人不知道怎么到这样的单位来的？”苏北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现在他也什么都不想说。
收获的季节(1)new
“我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甚至不能说我这—生给党做了多么大的贡献。但是，有许多比我崇高的人在与我同行，我从他们身上汲取到的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才使得我像现在这样走过了八十五年……”
苏北以卢荻老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
像所有此类书籍一样，他也撰写了“后记”，在“后记”中，他回述了和卢荻老人接触过程中受到的感染和激励。那都是他的真实的感受，至于以何人名义发出，要由吴运韬决定，已经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苏北还要对书稿进行最后一遍整理，所以他没告诉吴运韬写作的进展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苏北帮助韩思成料理完了儿子的事情，单等医疗管理部门做事故责任鉴定和法院宣判了———据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关于调动和任命之类的事情，也几乎全部忘掉了，他深深陶醉到了写作之中。他从卢荻老人的经历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生活在成为历史的时候才会显示出观念性的一面，人只有从观念的角度才能看出生活的可爱之处。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记叙和回忆过去的生活的时候，会牺牲掉多少细节，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人最为实际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这样的日月里，你能够让他们在细节的砂粒上建构精神的殿堂吗？不能。你需要比砂粒坚固的东西，你需要基石。你必须从历史的山岩上开采这些基石。但是历史已经远离沙地，那是一些高高在上的峰峦。在这样的时候，哪个空间才能够从本质上反映一个人灵肉相合的这十年时光？你能把沙地和山岩合二而一吗？你能够看到全面的人生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辨析自己，你又怎么能够辨析那些蒙着岁月风尘的人呢？你能从他们的纷繁琐碎的记忆中得到他们的整体吗？你不能。不管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能。进入记忆的历史必须是做了某种舍弃的历史，否则它将什么也不是。他这样做着的时候，感受到了精神的愉悦。他做着的工作把他推到生存之外。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领域。他听到的全部是精神的喧唱。只有在这里他才是全面的，立体的，充满健康活力的。
“这样一个人在生存层面遇到任何难题都不值得同情，”苏北笑着对罗伯特·罗森说，“人总是处在灵与肉的冲突之中，问题在于你强化了哪一方。一个面对稿纸比面对活生生的生活更兴奋的人，不可能处理好生存层面的问题。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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