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韬像黑夜走进野兽出没的森林一样警觉，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无数双眼睛看着你，看着你辛辛苦苦做事情，看这些事情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他们在盼望你出事，他们在等着那一天。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把事情做下去，而且不能出事情。
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做事是很难的。首先，他要选择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说怎样做这些事情。他分管的几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做事情的规矩。布置一件事情，所有人都答应得好好的，说：“行了，您就甭管了。”下来却没有任何人再记着它，到最后，还得他亲自带几个在机关没有什么地位、老实本分的人去干。所有人都有来历，都有背景，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受社会规范制约，他领导的部门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对人的尊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也直呼他为“运韬”，而这是他最无法容忍的。
吴运韬忍受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打交道，哄着他们做事情，事情也就真的做成了。使他庆幸的是，他和廖济舟处得非常和谐，从廖济舟那里总是能够感觉到力量的支撑，这使他的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好到完全忽略了梁峥嵘的程度，言谈话语之间，似乎只有廖济舟以及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书写Z部的历史。
梁峥嵘看清了吴运韬的真面目。“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他经常用来形容吴运韬的一句话。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紧张的关系进而使吴运韬认为，他无须看梁峥嵘的脸色行事，他认为有充足的条件和优势视梁峥嵘为零。这样，吴运韬做的事情就有了强烈的针对梁峥嵘的色彩。
梁峥嵘被激怒了。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脸色煞白的吴运韬愤而回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
看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白色小楼，吴运韬感到万分亲切。一个星期以来，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就守这个摊子。
他现在已经完全否决了他初到Z部工作时为自己绘制的政治发展蓝图。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到了Z部这个层面，一个人的政治价值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他，一个农民的儿子，哪怕是再有才能，你也什么都不是。他试图用工作成就来增加自己的份量，他也获得了邱小康的欣赏，但是他什么也没改变。
他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呆了一整天，见了很多人，说了很多话。人们都惊讶地发现吴运韬和蔼可亲。金超、夏昕、师林平以及其他一些人，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他，想办法让他高兴，介绍一些明明知道最后无法落实、也不可能挣回多少钱的项目，等等。
苏北仍然顽固地诉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在经营机制上面临的问题，说应当如何在哪些方面加强管理，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的宏观思路……吴运韬以前很反感苏北说这些不应当由他来操心的东西，但是今天他听得很认真：不是因为他想把那些设想怎么样，而是他希望听苏北这样的人说话，他今天希望听人说话。
他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度过了十分愉快的一天。
现在，吴运韬必须切切实实估计他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4)
他回顾了和邱小康的交往，从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到在Z部做的那些事情，回顾了与这些事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对于今后怎样和邱小康打交道更加胸有成竹。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铸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Z部，谁都处在可变动位置上，唯独邱小康不可动摇，邱小康至高无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巨大到足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确立一种价值尺度：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会成为判断人与事的标准。邱小康的尺度未必不是好的尺度。
问题在于，一种体制不仅仅创造体制运行规则，它还在创造人本身。这样，你就不能责备说邱小康身边的人对于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的猜测会搀杂进很多非邱小康的东西，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如果有人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想轻慢或者想致某个当事人于死地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观察再微观一些的话———将是极为可怕的。
此时，当事人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坚固的整体，一座不能反抗的高墙。他不能反抗，他必须默默承受只有他才能够体验的精神动荡，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无声地呼喊，在无处诉说的境况中被愤懑所折磨。
而这些，站在云端的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吴运韬的谋略，也许不知道总是有人在这个人的运筹中跌下马去；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在这个他亲手建立并珍惜和热爱的队伍中，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被牺牲掉的人。他也许不知道。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之中，我们说一个人能否被邱小康欣赏或者承认，邱小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眼神，谈到某人的时候，沉默或者轻轻一句询问，都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存，成为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身在其中的人都是在这个价值尺度的无情丈量下，变动、上升或者沉降自己的位置的，个体在整体的空间中被一种非我力量推动，进行着危险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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