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写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还不至于出多么大的事情，当时，社会已经有了进行这种探索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不知轻重的人不仅仅写了几篇文章，他还利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出版了不应当出版的书籍；更让人咋舌的是，他竟然还为其中一人的报告文学集写了长长一篇序言，序言表达的东西比那位报告文学作家描写现实的作品对社会和公众更加有害，有关部门出面查禁了那本书。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在意识形态部门做副局长，这位不苟言笑的官员在通气会上点名严厉批评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没有做其他处理———按照惯例，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情，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要做调整的。因为这层关系，沈然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作为出版单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交道，难免会出版一两本上面认为有问题的书籍，通过沈然求救谢东方，谢东方总是能够给以适当开脱，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关领导对谢东方感激有加，对沈然也很客气。
另一种歌唱(2)
当时坐在会场听取批评的不是杜一鸣，照例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里的人，对于谁的作品能出谁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尽管这样，他当时还是听从了富烨的警告，在发印之前特意把那本书的书稿调过来看了一遍，让杜一鸣抽掉了其中比较敏感的几篇作品。当时书稿里并没有杜一鸣的序言，杜一鸣是在书稿发印之后把序言插进去的。
通报会上，谢东方严肃指出：“个别出版单位的负责人，把国家出版物当成了表达个人观点的阵地。”
夏乃尊在向Z部党组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也没责怪杜一鸣。在中心领导班子会议上，他只说了要吸取教训之类的话，然后把杜一鸣叫到办公室，嘱咐说：“这事就这样了，以后再不敢了。”
杜一鸣不识时务，认为谢东方小题大做，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表达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为惊讶，拍着手心说：
“好你老人家，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你是公民？你以为你是公民？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杜一鸣痛苦地摇摇头，不再辩解。
“谢东方怎么了？你还以为谢东方整咱们呢？实话说，没有谢东方，你和我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
杜一鸣低着头，什么都不说———他是出于对夏乃尊的尊重才什么都不说的，实际上，夏乃尊并没有说服他，他未做任何改变。
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现杜一鸣这样的人，人们首先觉得很新奇，就像是一个久闭的房间突然被打开了门窗一样。接着，一些年轻人认为他是能够为他们的精神迷惘做出指引的人，这个人自然就有了一种招引的能力，这些年轻人自觉地成了被招引者。于是，杜一鸣身边就围拢了一些热血沸腾的人。其他诸如于海文这样的人，虽然不认为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多么紧要，但他们对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本能地怀有敬意。所以，杜一鸣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员工中威信很高。
这种状况，让夏乃尊感到欣慰，让富烨感到奇怪，让孙颖感到担心，让吴运韬感到嫉妒。
李天佐对杜一鸣并无敌意，尽管后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人都认为是李天佐害了杜一鸣，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敌视杜一鸣。他为什么要敌视杜一鸣？他没有任何道理敌视杜一鸣。
整顿期间，李天佐向廖济舟介绍情况，从来没说杜一鸣是坏人。他甚至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里面这几个人，只有杜一鸣是真正的学者，其他都是混混儿。”这就等于说，夏乃尊不是学者，富烨不是学者，吴运韬不是学者，孙颖更不是学者，他们仅仅是在体制内混饭吃的人。李天佐对这类人的解读是：掌握权力的、有可能很好也有可能很坏的人。
“所以，”整顿领导小组组长、Z部副部长廖济舟在向党组做口头报告时说，“吴运韬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在一些人看来，杜一鸣被梁峥嵘常务副部长青睐是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杜一鸣自己却从来没想过利用这个东西。他很少到Z部各位领导那里走动，和梁峥嵘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他的目标，那个世界在精神层面上远在Z部或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之上。
他的生活由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聚会、讨论和面红耳赤的辩论组成，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领袖、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个人际遇无关。杜一鸣从来没把领导班子里什么人放在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
人们尊重真正有质量的人。杜一鸣给夏乃尊制造了很多麻烦，夏乃尊仍然不掩饰对杜一鸣的欣赏。
夏乃尊和富烨谈论思想文化界最近的动向，说：“有的人有伟大的思想，但那是别人的思想，他仅仅是在咀嚼，这样的人我不佩服。我佩服那种对事物有自己看法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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