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看他。”苏北说。
“你不认识他，”李天佐说，“你不是他的朋友，你没有这个义务。”
苏北说：“人并不都是凭义务做事情，天佐。有时候好奇心就能够促使人做事情。”
“你对杜一鸣这样的人好奇吗？”
“也说不上好奇还是不好奇，他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没什么好奇的。既然他曾经是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尽管我们并不相识，我想我还是应当去看看他……”
“是啊！”李天佐叹道，“是应当去看看他。”
“你不打算去吗？”
“我？”李天佐脸上出现一种嘲弄的神情，“我有什么脸面去看他？”
“老李，时间会把所有的伤痕抹平。”
“不，这是抹不平的。我知道。”
“杜一鸣会有他的角度。”
“我有罪。你告诉他，我不要求他原谅，他要是拿一把刀子来杀我，我不反抗。你知道吗？我经常想把自己杀死，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把自己杀死……”
“你这样想吗？”
“我从来都这样想。你以为我用小本子整杜一鸣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在作恶。这是我实现自我的惟一方式。你现在也别以为我不作恶了。我以前是魔鬼，现在仍然是魔鬼……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来把我宰了？为什么？”
苏北看着李天佐，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种导致攻击性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荣誉……正是荣誉会使人为一些区区小事，如一句话、一个微笑、一种不同的意见和任何其他使人感觉受到贬抑的信号———不论直接涉及本人还是涉及他的家族、朋友、他所属的民族、他的职业，甚至于他的名字———都会导致人变得富有攻击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这样说———苏北就是这样看李天佐的。
苏北这种极为理性的看法，仅仅出现在他的《札记》上，但是，李天佐仍然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与别人不同的内容。这也是他愿意在苏北面前自嘲为魔鬼的原因。
杜一鸣住的地方实际上离苏北不远，只隔着两个胡同。
这片老城区已经列入拆迁范围，胡同里到处都用白石灰写着巨大的“拆”字。尽管不断有专家和民众呼吁保护老城区，也不能阻止与权力结合的资本不断扩张，这个不辨其貌的怪物就像古代传说中的饕餮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今天吞食这里，明天吞食那里，总有一天会把整个世界吞食掉。
杜一鸣住的也是一个大杂院，一间正房，虽然逼仄一些，但阳光灿烂。窗台上一盆君子兰肥厚的叶片绿油油。陈设极为简单，巨大的双人床之外挤满了普通人家过日子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种饭菜的味道。墙上挂着一本挂历，几个外国美女正在海滩上搔首弄姿。从一切方面都看不出这是杜一鸣的住所。
杜一鸣回来以后，他爱人本来想在家陪他，建筑工地工头说，现在不能请假，她就不敢再说，已经干半年了，还没拿到一块钱工钱，怕闹僵了将来事情更不好办。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跟随偶然结识的一个朋友来到石家庄，在一个居民小区开了一家有三张桌子的小吃店，卖油条、火烧、包子之类，生意还不错，每个月都给家寄回几百块钱来。杜放也没回来，只有杜一鸣一个人在家。
苏北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全体员工合影中看到过杜一鸣。照片上的杜一鸣坐在夏乃尊旁边，西装革履，很有气度。他面目清秀，神采奕奕，薄薄的嘴唇，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睛有一种坚毅的神情。和照片相比，眼前这个人完全变成老人了。他长着一尺多长的花白胡子，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窝在圈椅里，活像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他现在必须借助拐杖才能够站起来。
崇高的堕落(2)
“我知道你，”出乎意料，杜一鸣嗓音尖细，“我知道你调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了。我从你的作品推断你。”他没有说怎样推断，却说到苏北几段重要经历，说到某部作品，这也就等于推断了苏北。谈话很快就进入到毫无间隙的状态。
“……这代人已经没有你们那个时候的激情了。”苏北说，“所有人都被生存和物欲折磨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精神乞丐……”
“时代不对人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你不必为这些人在生活中所谋所求忧虑。”
“我只是感到痛苦。我总觉得在做不想做的事，每天都在做我不想做的事。”
“你不是仍然在写小说吗？”
“是的，我在写。”
“这不很好吗？作家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用笔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是的，”苏北说，他停下来，思虑要不要把写小说的痛苦讲出来。“我会说出我的看法。但是，老杜，你知道吗？我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怜悯和愤怒，我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时，还不断被生存的渴望煎熬，有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真正的自己，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正在把自己流放，我的精神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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