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我今晚加班搞出来。明天上班后就交给你审查，不行，我再修改。”
“来不及了。你只要把那些套话、空话加进去就行了。”
“刘总，”一凡担心地说，“我怕这样写出来，你到总公司去过不了关。”
“你以为他们是你的硕士导师？那些人，自己水平不怎么样，但又要显示水平高，就喜欢这种又臭又长——王大娘的裹脚布样的八股文章。这么多公司，拿去了还不是堆起，也许看都不看。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写就行了。”
“好嘛。”李一凡站了起来。
“给你同学带东西吗？”刘枚指的是总公司办公室田主任的妹妹，她是一凡的大学同学。
“啊。”她顿了一下，“明天再说。”
深夜求救(1)
恺撒厅里，一个硕大的圆桌居于中央，桌前已经坐了几个人。鲲鹏公司的老总庞赀在这里请客，除仲秋外，客人都到齐了。
他和仲秋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是同学加室友。他睡上铺，常使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下铺的仲秋怕他把床压坏，就和他对调。个子大且胖，且音同字不同，于是，大家就叫他胖子，他也习以为常。除了在重要的场合，或者填档案、登记表之类，他才写上自己的大名，其余都以胖子自居。他俩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分配时，仲秋因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作品，被报社点名要了去。胖子被分到一个大学生成群的国防厂当了车间考勤员兼宣传员，在仲秋的帮助下他写的稿件上了党报，惊动了厂领导，才上调到了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员。一篇《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思考》在《企业改革》杂志发表，又被当时的市计委主任佟福喜看中他，调到了计委研究室重点培养，但班子换届后，新来的主任把他晾到了一边，不得已下了海，搞了个鲲鹏公司。在佟福喜的顾问下“鲲鹏”展翅飞翔，红红火火。当初曾说过见好就收，现在干到这个份上，欲罢不能，上了瘾，一天不弄钱、不谈生意就不舒服，就睡不着觉。
仲秋一进来，胖子急忙介绍：“这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主任，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右边的一个老同志，“原市计委主任、我的老领导、老上级佟老。新任经委主任是他的外甥，是许书记从北京要来的，中科院的博士。”
“这位是，”他指着仲秋左边的一个年轻人，“这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贺处长，是不久前我市在全国‘公选’中从外地选来的，他们那个县还不放他，北京一国家机关也要他，最后，他选择了我们这里。是个大才子。最后这一位，”他拍着右边那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的肩，“是我的好朋友、中山区工商银行钟行长。这些年来，我的公司全靠他的鼎力支持。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做坚强后盾，就没有公司的今天。”
这时的仲秋，已经听不进去胖子的介绍，他的思维，刚离开许琼，又被“公选”紧紧缠住了。几个月前，两江市召开大会小会，启动全市所有宣传机器，为市里决定拿出一定的处长、副处长，局长、副局长职位在全国公开选拔人才造势，还在互联网上发布。一时间，报名者云集。全国各地的有志者更是跃跃欲试；一些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的、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的具有硕士、博士、博士后等高学历的同胞们也纷纷报名，并万里迢迢，赶来考试。可是，自从考试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十足的虎头蛇尾！谁知被选中的“千里马”已经就位，而且面前就有一个。倏地，仲秋心里掠过一丝悲凉，为那些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参加“公选”的没有背景的热血男儿，为一直关注此事的新闻媒体，为那些关心组织人事干部制度改革的群众，也为自己……
一时间觥筹交错，酒话连绵，可仲秋的心思还没回来，只是机械地喝着吃着应付着。
贺逸平搁下酒杯，拈了一个才上桌的青口，将里面的肉、豆豉和汁水吮吃完后，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唇，说：“我给你们说个顺口溜，说是北京那边流行过来的。”他故意停住了，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他，就一字一句地念，“省部级喝洋酒，得洋钞，抱洋妞；厅局级喝红酒，得红包，吻红唇；县处级喝黄酒，唱黄歌，看黄带；乡镇级喝白酒，写白字，打白条。”
“你这和‘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一样，老掉牙了。”钟行长抢白了一句。
正在剥膏蟹大夹的佟福喜叉开了话题：“还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什么酒都能喝到。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写白字，喝白酒了。”
“不过，你们那时喝的酒不是一般的白酒呀！”胖子亲自在佟福喜的酒杯里斟上了酒，“老领导，你天天喝的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连剑南春、竹叶青都很少喝。你老福分呀！”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表哥才有福分。”贺逸平又抢着说：“一个农民，文化也不高，不安心务农，东滚西闯的。嘿！到头来，他混发了，在京城，还成了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物。出国，喝洋酒、泡洋妞，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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