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枚作为市里有影响的女经理，也被特邀参加了研讨会。说是特邀，实际上是因为社科院找她赞助了三万元的会议费，因此被王院长点名请来了。她本来不想与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部门有什么来往，但想到社会科学院涵盖的领域太多，专家学者不少，市场经济来势凶猛，今后说不定有用得着他们的时候。而且，王院长还表示，在研讨会门前的宣传牌上要特别注明友情支持单位：金石公司。这也算一个广告。用王院长的话来说，这是企业支持科研、涉足科研的第一步。她本来不想来，扯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的事，是那些政治家、理论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但转念一想，不说王院长一再邀请，又是电话，又是派人送请柬的，不能太拨他的面子，就是自己的儿子转眼就要上大学了，也该来，听听这些研讨也许有好处。安排好工作后，就赶来了。
她一进会场，就看见关敏。关敏正在和一个老头子说话，她也看见了刘枚，但装做没有看见，很快把眼光移开，专注地放在老头儿脸上，边听他讲，边想：这种会，关你刘枚啥事，也来凑热闹？讨论这些前瞻性的问题，未必你还搞得懂？仗着有几个臭钱……
刘枚不知道关敏的心思。她想，李一凡这件事没有如关敏的愿，她心里肯定不了然。否则，她不会在最后关头把她从赴香港、澳门、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名单上拿下。尽管当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刘枚毕竟是刘枚，搞企业这么多年，吃过的苦头，见过的世面，多的是，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你关敏这搞法明显的小儿科，不大气！报复也来得太快，太明显了。港澳都去过两三次了。这次要不是妇联组织人事处的处长动员，她还不愿报名哩。收费就比市里其他部门组织的收得高，这是明显的赚一笔或者抬几个人一道出去。她答应的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机会，给妇联做点贡献。另一个原因是作为市里的妇女组织的一个团出去，也可能得到一些收获，获得一些信息。结果不让去了，不去就不去。有啥子了不得？她很快就调整了心态。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她。毕竟是妇联的头儿，自己还是她的一个兵。刘枚高高兴兴地走过去，伸出手，说：“关主任，你好！”
关敏瞟了她一眼，像没有看见刘枚伸出的手似的，也没有响应，只是爱理不理地应道：“唔……我正在和雷老谈话。”
刘枚受到了冷遇，但没有马上反映，装做不知道的样子，向着雷老莞尔一笑，还是那种口气对关敏说：“关主任，你忙。”转身走了，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几个专家学者的发言，刘枚有时听得似懂非懂，云里雾里的，有时又觉得说的是大话、套话，好像是从报刊上的社论里抄来的，只好闭目养神，考虑自己的工作。她旁边坐的是晚报记者仲秋，研讨会一开始，他就在本子上不停地记着。关敏发言了，他才舒缓了一下，但还是不时地记录着。刘枚想，工作人员也太辛苦了，搞个录音机就行了噻。想到这里，就侧过身子说了出来：“你们怎么不弄个录音机呀？”
仲秋对她微笑了一下，说：“录了，还得整理。”
“你这样记不全，又费力。录下来，完完整整的。”
“我不要全，我只要主要的观点。”仲秋解释道，“前面几个是专家学者，他们的发言很独到，我就记得多些……”
他是谁？这不明显地说关主任的发言不独到？你一个工作人员不一碗水端平？好奇心驱使刘枚又开腔了：“你……”
飞短流长(2)
“我是晚报的，姓仲。”
刘枚脑子里风车般转着，晚报的，姓仲。这是个不多见的姓。那个专门写社会问题方面的文章的仲秋仲大记者会不会是他？她小声地说：“你们晚报有一个叫仲秋的写的社会生活问题方面的文章，我最爱读了。”
“谢谢！我就是。”说着，他从挎包里摸出名片盒，取了一张名片给刘枚，“请问，你是……”
刘枚也回应了自己的名片。仲秋一看，说：“啊，金石公司，刘总，久仰久仰。我们早在电话上认识了。”
台上，关敏还在念着讲稿：“有的人在一起同居，又心虚，怕别人知道了。如果被别人发现了，就倒打一耙，反诬别人侮辱她，强奸她”关敏提高了点声调，“这种做法很恶劣！所以我主张大学生可以结婚……”
同居和倒打一耙有什么关系？如果同居可以倒打一耙，那么，结婚还不是可以。她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谁给她写的讲稿？仲秋沉思着，但找不到她这样讲的理由。对了，是不是她有所指，有弦外之音？刘枚见仲秋突然不说话了，以为他要记下关主任的重要内容，但没有看见他动笔，只是木木地咬着笔头发神。她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问：“你和李一凡熟？”
“不……”他突然问了一句，“那晚，她是不是在加班吗？”
“对。那天，负责搞这个材料的办公室主任赵平生病了，就临时抓她的差。”刘枚抬眼看了看在发言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满口专县口音的女人，说，“本来，我要她就是想让她在办公室。你想，一个文学硕士，在办公室搞材料是再好不过的了。结果，她不愿干办公室那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小两口都是外地人，老公又是个老师，收入也不高。她可能是想到业务部门收入要好些，让小家庭日子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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