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便是“读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学成文武事，货与帝王家”。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是读书得到功名之后的自然报偿。所以古人读书读得很苦：映雪囊萤，头悬梁、锥刺股——实在是那目标太诱人了。
中学毕业后，何家全如愿以偿考上江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离开家乡来到大上海深造。
何家全的四年大学读得全情投入，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四点一线，何家全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
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自我设计”，当何家全从书本上抬起头规划自己的未来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少路可选择。
同学们早已对未来做了形象的概括，只有四条路可走：
情多累美人(3)
一是走“红道”，这里的红是又红又专的红。毕业后，去政府机关工作，成年累月夹着尾巴做人，谋个一官半职，再慢慢求“进步”，如能挤进第三梯队什么的，便有可能官越做越大，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里就算是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是走“黑道”，所谓黑道是指专心做学问，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争取在专业上有所突破，因为做学问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博士帽也是黑的，所以称之为黑道。
三是走“白道”，白是白专的白，一门心思千方百计找担保，考下ＴＯＦＦＥＬ、ＧＲＥ，联系外国大学的奖学金，争取出国留学。之所以称之为白道，还因为世界著名的大学都集中在欧美的白人国家。要走白道，就要使自己从里到外变白，从思想深处抛弃自己的母语，要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连思维方式也要西化，变成一个香蕉人：皮肤是黄的，心是白的。
第四条道路是“黄道”，黄是黄金的黄，使自己向金钱看齐，到外企去，到公司去，到最赚钱的地方去，千方百计使自己富起来。
一九八八年，何家全要大学毕业了。那年夏天，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高层决定闯一闯物价关，这一闯使物价飞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连平时文质彬彬从来都不紧不慢地在大学校园里踱方步的教授们也闻风而动，又是储油又是存粮。家里更是连连写信给何家全，叙述抢购风潮中发生在家乡工厂区的惶恐和不安。
这一切给何家全以极大的刺激，他觉得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动荡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科学家可以把卫星送上天却不能使一座城市的副食品价格回落，这也使他对过往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能对历史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农业科学家那么多项有推广价值的发明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而一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疑问使何家全失去了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和勇气。大学毕业，何家全没有离开校门，而是考取了江南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继续深造。何家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经济学，而何家全的导师却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肖恩教授。
肖教授认为一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从《资本论》中找到发轫。
肖恩教授学贯中西，一生未娶，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学术事业。
肖恩是一个世家子弟，父亲是沪上有名的纺织大王。
年轻的时候，父亲把肖恩送到欧洲去学经国济世的本领。他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风华正茂的肖恩一头扎进欧洲文明的海洋，广泛涉猎哲学、美学、经济学……竟然乐不思蜀，把德语、英语、法语都弄得滚瓜烂熟。
等到他学成回国，却已是国破山河在，自己的初恋情人已嫁了一个军官，绿树成荫子满枝，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万念俱灰的肖恩，变成了一个“书痴”。
“文革”中，肖恩在牛棚里精读了英文版的马恩全集。他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到了细致入微，深入骨髓的境界。他经常指出现在刊行的一些读本中的瑕疵，从细微之处探寻先哲的微言大义和思想精华。
晚年的肖恩经常道出一些石破天惊的理论：诸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等等。肖恩教授的许多观点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可何家全对纯粹的理论考据兴趣不大，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西方实用经济学中的市场营销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专业课之余，何家全开始啃厚厚的《松下幸之助全集》、彼德·德鲁克的《管理学原理》以及菲利浦·科特勒的《营销管理》。
虽然肖恩教授是理论家，但他一贯主张实业救国。
肖氏家族个个都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唯独肖恩在书斋里咬文嚼字，他常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
肖教授告诉何家全：综观中国历史，只要有连续三十年不被动乱打断的和平建设，中国就一定能发展成当时独步一时的强大国家。
孤身一人的肖教授非常好客，他的书斋里常聚满了莘莘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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