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如果过得了纪委这一关，就说明只是党内问题。党的政策是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第一次谈话就定了调子：余世杰跟罗新建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不过，为了不显得过于草率，郑书记还是约余世杰又谈了两次。
这两次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余世杰大叹生意难做，郑书记也倒了自己工作中的许多苦水。
除了第一次谈话俩人用的是半咸不淡的国语外，再往后郑书记和余世杰都用的是自己的母语——广东话。
语言学家认为每一种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其独特的亲和力和思维习惯：
英语中很少使用命令式的口气指使你必须做什么，非要下指令也大多用祈使句。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
上海话谈起外地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乡下人”，流露出上海人身处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优越感。
广东话是所有汉语方言中，使用拒绝他人的语句次数最多的，动辄会告诉你——“唔得”（不可以）；但一番通融之后，很快就变成“搞掂”（可以）了。如果用广东话来传达中央文件，会变得非常滑稽，仿佛所有的“三令五申”、“明令禁止”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条件的并且可以通融改变的。
有关部门为此曾专门发文要求广东党政机关传达上一级精神一定要用普通话。
郑书记和余世杰的谈话由国语变为广东话，说明麻烦已经过去了。
余世杰在鹿港市绝对是个凡事搞得掂的人。
从公安局捞一两个人出来，对余世杰来说是小菜一碟。
欧阳成看得出老板这几天心情不好，便没有拿何家全的事烦他；欧阳成还有另一层的担忧，当年何家全离开余世杰另立门户，俩人多多少少结下了些疙瘩，他拿不准，余老板肯不肯帮这个忙。
这些年，欧阳成跟着余世杰鞍前马后也结识了鹿港方方面面一些朋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试一试。当年，何家全要自立门户的时候，自己临阵脱逃，他总觉得亏欠了何家全什么。这次何家全出了事，他诚心诚意想施以援手。可打了一圈电话连何家全具体关在哪里也没打听出来。
欧阳成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余世杰。
还没等欧阳成开口，余世杰就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我知道这几天你一直在找我，一定是为了何家全的事吧？”
“是的，老板。”
欧阳成觉得余世杰简直是全能的。
“你四处打电话，这样不好，也不会问出什么结果。任何时候都不能乱了阵脚，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余世杰不言自威，欧阳成仿佛一下子矮了半截。
不知为什么，在余世杰面前，欧阳成永远感到自己是个打工的，从来没有过平起平坐的感觉。
“何家全的案情很复杂，人是关在鹿港市看守所，但是省里直捕的，是上面挂了牌的大案，几乎把所有的管道都封锁了，鹿港市方面一点也插不上手。目前仍在侦查阶段，不能见亲属，也不能见律师，连口信都传不进去。你知道省里已超出了我的势力范围。我是爱莫能助啊。”
欧阳成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如果余老板不肯帮忙，何家全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孙洋对何家全的被抓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鹿港。他特地约梅舒见了个面，告诉梅舒如果需要用钱，尽管开口。
贝铃集团的银行账号和何家全的个人财产都被冻结了。何家全所有的钱都投在贝铃的生意上，从没为梅舒存过什么钱。
此时此刻，孙洋的慷慨大方，很是让梅舒感动。
孙洋告诉梅舒经济案件最好能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怎么去推，才是事情的关键。
鹿港屋檐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我？”
在囚车上，何家全依然底气十足。
“到现在，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们会给时间让你好好反省的。”
押解何家全的警官长得白白净净，看上去年纪不大，一身便服，仿佛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但说话口气却十分威严。
“我要见我的律师，这是我的权利。”
“你是有权见律师，但现在不行。你的案情比较复杂。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为你安排的。”
何家全心里开始打鼓，贝铃集团的电子产品涉及的进出口领域十分广泛，和荷兰飞利浦公司、日本索尼公司都有密切的合作，产品远销俄罗斯和东南亚。何家全知道贝铃使用的很多进口的电子元件都是从海上漂来的“水货”，可贝铃只是花钱买货，从来没有参与过走私。莫非是贝铃遍布全国的经销商又惹了什么麻烦。
“蹲下！”
一声呵斥，使何家全回到现实中来。
警车已开进了鹿港市看守所。
看守所的院子里，刷着一幅大标语：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应该怎么做？
白底红字，十分刺目。
在更衣室，管教民警熟练地抽掉了何家全的腰间的鳄鱼皮带，连同何家全的那块劳力士金表一同扔进了一个装垃圾用的黑色塑料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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