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个流浪诗人，在饭桌上朗诵他的诗：“没有上过床的女人/都是新鲜的/上过了/就不新鲜了。”我点头，暗暗把他诗里的“女人”二字，换成“男人”。
不同的男人，对我来说，就是不同风味的大餐。喜新厌旧，总是人之常情。洪晃在她的博客里写女人至少需要十个男人才能够本，掐指算来，我已大大超标。
寡皮黄脸的良家妇女，一举一动，从神态到身姿，都在说明着只吃正餐不吃副餐的可悲下场，有些也很满足，但内心近乎痴呆——不要说我嘲笑她们有什么不对，我跟男人们马不停蹄地短信电话之后，最喜欢做的，就是对着那些女人们恣肆炫耀。
我喜欢看她们的表情，或错愕不已，或自卑有加，或鄙视冷漠，或羡慕兴奋……这就是我，跟她们当然很不一样，我蔑视那种自视婚姻为一塘清水的生活，时间长了，再清的水也会变馊，你错愕、你鄙视，只能说明你的肠胃好，能憋住被熏的臭味而已，其他还有什么？
在一个不再端庄的性爱时代，我的想法，有什么错吗？对我来说，什么长相、什么年龄的男人我都可以随便拿下，需要的不过是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心情而已。某种程度上，我感激这个时代的来临，比起母亲那一代的女人们，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没有爱，就不会有痛，而且因为各种各样新鲜的男人，生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趣和令人充满了期待。
你怎么看我这样的女人？
夏景：你和乡下通讯员好有一比。
我一直以为，你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所以一方面惊异你所说的怎么看，一方面也惊异你对良家妇女们孜孜不倦的心理挑战——看来，其实你根本还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
一个不是专业演员的女人，总是在乎着被人关注的目光，或多或少，这就让事情有些被动了。不知道你究竟是想满足被人看的愿望投身到一夜情的事业中呢，还是因为口味挑剔，肠胃不佳，急需新鲜男人做料理？
顺便好学地问一句：男人的“吃法”，有几种呢？煎炸蒸煮，还是清涮为好？
十年前，因为工作，我临时去一个乡镇待了几个月，乡政府里有一个小伙子，很是有趣。他常给报社写通讯报道，文人的名声还没传出，文人的派头却占全了，吹牛，泡女人，喝酒，吊儿郎当……他坚定地觉得，自己的文笔如何，并不重要，在一个反正没人能理解他的小地方，他只有靠这些行为艺术，才能维持住一个文人的地位和脸面。
所以，他要特立独行，要做一些非常规的事儿。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吹牛，泡女人，喝酒，吊儿郎当，都是品性不端的行为，但对一个小地方的文人来说，这已足够让他声名远扬。
后来我们聊过，对我这个很快要走的外乡人，他不惜说出了实话，对自己不同常人的行为，某种程度上讲，他说只是为了保持一个小通讯员的尊严。原来，他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乡长差，这个通讯员的地位显然使他受了伤害。所以，越不被人认同，他就越要去坚持，否则，别说当乡长，通讯报道都可能写不出来了。
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但同时也令人心有戚戚。我们每个人，怕的是都有过这样坚持自我的行为或内心期盼吧：以为唯有矛盾才能保持张力，唯有背道而驰，才能在更长的路途上插满红旗。
历史上也不乏因此而成功了的人，但大部分人，比方通讯员或类似我这样有点儿小聪明却不具备大才华的小文人，写什么不写什么，常常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选择的结果。
可总有人会不服从于这种被选择，他甚至创造出另一个假象来迷惑大家，让人误以为他从没有被选择过，他就是神所指派的，长此以往，只有他选择别人的份儿。
文字上能力如何，终是很容易就露出马脚的，所以文人们和那个通讯员一样，必得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来，让人赞叹。
我别有用心地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感觉你们之间，有太多的可比性了：
“什么长相、什么年龄的男人我都可以随便拿下”，这和通讯员甩着五块五毛钱的稿费单的口气一模一样；
“我蔑视那种一塘清水的生活，时间长了，再清的水也会变馊”，通讯员也常常会说出世人皆馊我独香的话来……
至于恣肆炫耀和异性们的交往，也和有相同爱好的通讯员如出一辙。
你对一夜情的追求和爱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评价的，这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能给你带来快乐又不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无可厚非。
但看不惯寡皮黄脸的良家妇女，拿自己的一夜情去刺激人家，而且坚持认为你所做的，才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活法，这就不厚道了。因为寡皮黄脸的良家妇女听了这些，肯定会嚷嚷：“好像你的新鲜男人们都不是下了床就烟消云散的猪头，而是满怀爱心、正义与良知的堂·吉诃德，骗人也不是这么骗的啊。”你看，良家妇女对男人们的希望和理解只能停留在堂·吉诃德这个层面上，你说你费那么大的劲宣传新生活，除了吃力不讨好坏了名声外，还能取得什么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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