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出不了这口恶气的话，我能活活地窝囊死。如果我真的窝囊死了，也太冤了，就那样白白便宜了那个恶棍？在命和名誉面前，我选择了生命，我还这么年轻，很多美好的事情还没有开始。我向来是讲究实惠的。
人如果凡事那么瞻前顾后的话，那她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再说了，我只是一个无名的小人物，北京城里几个人认识我？我的名声有几两几钱？而唐蜘蛛呢，他可是影视圈里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自恃着这份重量，怎样猖狂无度啊，我就要捣捣他这份得意。
这是一场赌注。我决定孤注一掷，什么后果也不再顾。我原本就什么也没有。
2
我拿着手机，看着一家娱乐报上的那个号码，浑身发虚，手抖着，这个举动之后，会发生些什么，我难以预料，不能再犹豫了，否则，我就会丧失所有的勇气。
十分钟后，娱乐记者睁着一双新奇、好奇的目光气喘吁吁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对别人的隐私感兴趣，是人的共性吗？
几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的晚报、晨报都在报道这桩“性丑闻”，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局势已不是我能控制得了得了。媒体的力量真是了不得，一切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采访的人不断。我的名字和照片频频地出现在各家媒体上，一时间，我有一种莫名的亢奋，找不着北的感觉，要疯了。我成名了？且不管是因为什么成的名。这不是我曾经苦苦追求的吗？我似乎有些难以适应这扑面而来的一切。
报上、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几乎是铺天盖地。
大多数的人说，我的闹腾这事，纯粹是一场恶性炒作。我辛酸地无语想问：当你们的姊妹、女儿，被人侮辱了，她对人说出来，你们能说，她那是为了炒作？人们对于“炒作”一词，太过敏感了。
一个名演员说“这些女人，为了出名不惜在大街上裸奔。”说这些话时，他们是那么高高在上。成名和不成名，是一道多么难以逾越的槛，那成名的人高高在上地俯瞰着下面的芸芸众生，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人那么轻贱，由着他们随意地作践。这便由不得我们，为了成名挤得头破血流啊。报上还登有诸多《咬住大树不松口》、什么《自杀性袭击》之类的文章，说的很难听。
将此事捅出来(2)new
即便我一遍遍地安慰自己，既然把这事晾出来了，就得有某种承受能力，可还是想不通，
具体的事实是怎样的，只有两个当事人心里清楚，其他人没有权说三道四。我不明白，那些人对我那种莫名其妙的敌意从何而来？
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那就是名气的奴性心理，总觉得名气、地位、身份是和好的人品连在一起的。而没有人愿意正视，人性恶和劣性仗着名气和地位的膨胀，而往往会更有机会释放出来。名气起的效应太大了，人在名气面前充满了卑微感，对名气的膜拜渗进了每个人的骨子里去。没有张艺谋，就没有巩俐的今天，但没有人对巩俐说三道四，因为巩俐是个成功者。夫妻间吵了架，一般的市井男女间闹了什么纠纷，还可以到大街上说说，到妇联闹，而我从唐蜘蛛那里吃了亏，仅仅因为他是个名人，就说不得，惹不得了？或者某些攻击我的记者，是得了他什么好处了？是他雇的枪手？
当然，也有很多人支持我，斥责唐蜘蛛的人品，鼓励我要“揭露，揭露，再揭露！”这对我，是怎样的温暖和支撑啊。
两大阵营互相对骂着。这样一点不堪的私事，污染人们的视野，实在是太不该了。那唐蜘蛛，他为什么那么不地道？
而唐蜘蛛对媒体的回答是：“我跟这个女人压根不认识，一切无中生有。”
这个无赖，亏他青口白牙的说得出来。他说出的不止这个：
“青天白日之下，光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由着一个得了神经病的疯女人撒泼、耍赖？”
“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四十年，一个疯女人随便往我头上泼几盆脏水就能将我拉下马，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能想象得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矮小的身躯坐在硕大的老板椅里，怎样洋洋自得，无所顾忌。为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总是对男人的损伤不大？
一个记者问我：你是神经病吗？
我赶紧跑到医院里开了证明，向媒体解释说：我未得神经病，这是我的医院证明。
克林顿那么大的总统，莱温斯基的嘴不严把两人间的私情说出去了，险些动摇了他的总统之位，也未见克林顿对莱温斯基有什么恶语相加，或对此事死不认帐，那还像个男人，做的出当得起。相比之下，唐蜘蛛之流中国的男人怎样的龌龊。
报上也常登一些坏男人，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势跟女人进行权色交易。这样的男人跟唐蜘蛛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起码还讲究点游戏原则。
报上倾向于唐蜘蛛的记者说，“镯子四处演说，唐蜘蛛潜心拍戏。”终究他是个名导演,
《唐宫迷情》剧组不用他了，其他剧组又聘他了。潜心拍戏？他侮辱了一个女人，就像走路时随便踩了路边的小苗一脚，过后，便用手纸擦一擦脚底上的残汁绿液，没事人似的继续走他的路了。如果不是我的吵闹，他大概早就把此事忘了。而那株苗，则被踩得枝残叶损，一生的姿势都扭曲了，抱着屈辱的记忆直到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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