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家明，海南琼海人，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3月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军训以后，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1940年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处二十一大队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周琼英。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在家自开医馆，其母在家主持家务；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在文林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居住，因南侨机工在那里有一分队。住在那里的几名机工是黎家明、李大勋、陈宋义、沈代成、刘家汉等。周的母亲是个有心人，她仔细观察着出入家门的这群帅小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待人礼貌，勤恳耐劳，仪容潇洒，个个拥有技能；工作早出晚归，常常是清早五点多就出门；虽言语不太通，但没有给她找半点麻烦，休息天还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事。周母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何不让女儿在这群帅小伙子中相上一个做女婿？言语不多，埋头做事的黎家明被周母相中了！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女儿周琼英不得不佩服母亲确实有眼光，给她选中的这名南洋来的小伙子是她一生永远的依靠。
而那时的沈桂英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若与机工李大勋结为夫妻，就可以跟着他，如果遇到日军飞机来轰炸，还可坐着丈夫的车子跑，那样安全。于是，他们在不太通畅的语言交流中相知、相识，最后结婚了。至今仍然使她难以忘怀的是，丈夫一回家，就带着她上影院，看了不少影片，如《夜来香》、《马路天使》等，还到昆明南屏街南侨机工到昆后才新开的“海天咖啡店”喝咖啡。遗憾的是她当时不会喝。“是苦的！”若干年后，她才适应了丈夫引领她品尝的咖啡味道。她说，那时候不知他们是华侨，只感到他们个个仪表堂堂，对人好，勤恳耐劳，这与本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4)
1942年底，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多数无以为业。李大勋兄弟俩分别带着他们的妻子到了云南驿美国陆军运输部队工作。在云南驿生活的那一段时期，沈桂英与嫂嫂莫彩玉一起用降落伞的布料缝制衣服，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很艰苦。云南驿留下了她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她当时的信念是：丈夫人好，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跟着他走。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也包括我的父亲。她说：“你父亲个头高大，对人很好。特别是50年代初，生活困难，你父亲经常送一些东西给我们。你有一伯母不断地从新加坡寄回物件，你父亲常常毫不吝啬地将领到的东西拿去帮助海南同乡。”
1987年，留在昆明的机工李大勋夫妇在与哥嫂分别四十年后，在昆明相聚了，哥哥李大林夫妇专程从新加坡回来探望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让我们等得好苦啊！”机工复员时，沈桂英因怀孕行动不便，与其哥嫂说好他们先回去，等她生了孩子就回南洋。孩子是生下来了，可回去的机会也没有了。1990年，哥哥李大林的孩子寄来两张机票，让他们回新加坡去看一看，他们启程前往。回来后她一番感慨：新加坡城市干净、漂亮，我的哥嫂及几个孩子生活也不错。他们有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两个在美国。当初，要是我忍着点痛也就过去了，还可以躲避“文革”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冲击。不过，现在政府已承认历史，承认华侨对抗日是有功绩的。如今兄弟俩都已作古，九泉之下，他们可以安息了！
南侨机工黎家明在2003年病故。据说，他的妻子周琼英先他而去，离别时告诉他，她在天国的路上等着他……
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李大勋病故后，我去向他遗体告别时的情景。在低沉、缓慢的哀乐声中，我们送走了又一名南侨机工。出来抬头看看布满乌云的天空，还飘起一阵零星小雨。上天是否也洒泪送机工？
留在西南边陲的梦
2000年10月下旬，我第一次踏上滇缅路的行程。在几位老机工的带领下，我来到与缅甸仅一河相隔的畹町九谷大桥旁，找到已故南侨机工王亚文的家。
热情接待我们的，除了他的儿子外，就是其遗孀板晓安，一位地道的傣族妇女。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日军活埋的机工陈团圆之子叶晓东，还有一年迈的傣族妇女。这位傣族妇女的家就是当年南侨机工陈团圆等四人的藏身处。日军知道后疯狂扑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抓走机工陈团圆等四人，挖完土坑，将他们四人活活埋入！她是日本侵略军残害南侨机工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认识了机工王亚文的妻子板晓安。在以后几次重走滇缅路的行程中，我都会去拜访、探望这位热情的老人。在她的家中，认识了她的几个儿女，从中了解到他们已故的父亲——从海南到南洋，再从南洋来到抗战中的滇缅路上，最终留在西南边陲的南侨机工王亚文。
在他们家的厅堂中间，挂着王亚文青年时期着一身军服的像片，看上去非常的英俊。王亚文的小儿子王春林对我说：“知道吗，我父亲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落实在我身上。”具体说来，机工王亚文的梦想就是能让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穿上军装。
1913年出生的王亚文在南洋时侨居新加坡水仙门105号，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驾驶员，曾担任新加坡英国皇家消防队消防车的司机。在一次救火现场，他把被火困在四楼的一名年轻女子背起从楼上跳出，有惊无险地救下了这名女子。之后，姑娘家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确认王亚文是一靠得住的人，决定将姑娘嫁与王亚文，招他为上门女婿。就在即将成婚之时，国内发出召唤，需专门人才往滇缅路服务。王亚文毅然报名，并说服了女孩及其家人。就这样，王亚文放弃了这门亲事，离别新加坡回国了。他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在滇缅路上冒死完成了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的重任。抗战胜利后，他未能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留在了祖国西南的边陲小镇——畹町，后与当地的傣族姑娘板晓安成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出国到缅甸的王亚文再次回国，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在畹町农机修造厂，他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利用战后废旧的汽车部件拼装出能正常使用的汽车、拖拉机，直到被隔离审查。大儿子王春树在最有理想之时，最大的向往就是报名参军，加入到部队的大熔炉中去锻炼。无奈，其父王亚文因为是南侨机工的身份，“文革”中被诬为“海外特务”、“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儿子报名后，查出了父亲的身份，结果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孩子的理想因为自己的身份被连累，王亚文为此难过得常常暗自叹息，变得更加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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