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机工没有辜负南洋父老的嘱托，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永远地沉睡在滇缅路上。
“可以说，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也没有一个人给南洋华侨丢脸！”
这是如今健在的几位老机工在回首那段往事时发出的感言！
1945年，抗战胜利了。幸存的南侨机工自发地组织成立“华侨互组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复员。
若干年后，我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时，无意间触摸到那段历史。沉寂已久的历史档案让我走近和了解华侨，认识了南侨机工团结互助、亲切温暖的“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于1943年9月发起，1944年1月成立。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之后，大部分南侨机工无以为业。他们谋生无方，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急待救济。热心于侨胞事业的南侨机工及侨胞白清泉、侯西反、胡春玉等，发起为难侨施赠医药。同年12月，又酝酿成立华侨互助会，并呈请备案。1944年1月21日，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成立，分九批从南洋归来的机工们在昆明有了“家”。
在华侨互助会194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失守。滇缅路中断，侨工陆续失业，流落街头，无人垂顾，侨童无书可读。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之收容训练。并提出：‘侨应自谋力更生，以侨救侨’”（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由此可见，华侨互助会完全是根据当时南侨机工的生存状态，由归侨自发组织的自救、互助团体。
华侨互助会在筹集到救济资金后，用途如下：
1、聘请昆明惠滇医院的陈永祥、周文辉两名医师为生病的侨工义务诊疗；
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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