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七○年的前后，这是我们家，也应该说是我的父亲最绝望无助的日子，他每出去治几个月病后回到家来，都基本是两手空空，单位财务上每月都要扣除些他治病时借的债务，出于人道，每月也还给他发能维持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工资，这时候他就只能像冬眠的虫一样蛰在家里。他恨透了我母亲，他把眼前他所受到的一切羞辱所遭遇到的所有尴尬的责任统统归咎于母亲的一意孤行回老家来。
第十三章 违抗父命(1)
过罢春节到工地不久，就接到西照县银行的来信，看到信封时我的心就狂跳不止，我强抑着心跳跑到一个没人的去处拆信来看，揣测着来信带给我的究竟是希望还是打击。好！太好了！要是身旁有伙伴，我一定会当即高兴地抱起她就地猛转三圈儿！
来信是行长办公室的公函，上面说经行里研究，同意录用我为合同工，通知我于二月底前去报到。
真想立即把民工连的财务、伙食手续交割清楚一走了之，但我没有轻率从事，我想到这么大的事还没有禀告父母，还不知道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意见，我于是以春节没顾得上回家为理由请假回了趟老家。
父亲听了我的叙述后只说了三个字：不同意！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说伯你讲道理不讲？别人想也想不来的好事情，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去？父亲说好，我就讲道理让你听：你这个工作是大队推荐你去的还是公社推荐你去的？都不是吧？是你自己依靠私人关系削尖脑袋找来的。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按照国家的安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学生，现在你不在农村劳动而是托关系找后门到国家机关去当合同工，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投机钻营，是革命的逃兵。他老A是什么人？他是西照县人民银行的支部书记和行长，他为什么能直接吸收栗村公社下面生产队的一个社员当他们单位的合同工？因为这个社员是他老同志的孩子，他这种做法叫什么？叫任人唯亲，叫私拉乱雇！我是什么人？我不只是你的父亲，我还是一个革命干部，我是有原则的，当然不能支持你们的这种行为。
父亲的话噎得我好一会儿语塞，我凝视着父亲那怪异的面孔，心里一遍遍地问：这个人是谁？我的父亲吗？他知道他是个做父亲的吗？我很想说伯呀，你睁眼看看你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子，看看你的家已穷困到了什么程度，再想想你女儿面临的处境，你还有什么心情唱这样可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调呢？但是我不敢说，因为父亲说完他要说的话，两眼便像秃鹰一样逼视着我，大有我若反驳就要扑上来把我啄个稀巴烂的架势。父亲自从六三年仕途受挫，不少人都说他的神经因受过度刺激而有些失常，当哥哥又在婚姻上违背了他的意愿又刺激他一次后，使得他从此总是不分场合，不顾体面地大吵大闹时，更是有人说他已是个半疯儿。而这次母亲背着他一意孤行回到老家，严酷的生活之手又轻而易举就撕破了笼罩在他们亲弟兄头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其形同陌路，更打碎了多少年来笼罩在他这个全村在外面工作的最大的国家干部身上的令人崇敬的神秘光环，使他家庭经济的极度困窘、他本人的极其落魄的真相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家乡亲人们面前时，都说他十之八九是疯癫了。我以前却并不这样认为，确切些说是有点半信半疑，因为我发现父亲在别人认为他最“疯”的时候，说话也是非常地合乎逻辑，我认为他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观念问题，用“文革”时期的术语说是观点和思想方法问题。但今天，在他对我讲了以上高论又像秃鹰一样恶狠狠地逼视着我时，我不能不也认为他的确是神经有问题了！他的话，如果是在党员生活会上说的，我还勉强可以理解，而这却是在自己家里，在他的病床前，面对着女儿的前途命运！
大概有一类精神病患者就是这样。
我本想对父亲发通脾气，但想想又罢了，我明白我目前需要的，是必须争得父亲的同意，我知道父亲如果不同意意味着什么。我于是便原谅父亲是神经有毛病，原谅父亲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前，我权且把父亲视为“桃花园中人”，于是酝酿酝酿情绪，变恶气为好气对父亲说，伯呀，你说得都对，但你不知，现在像你这样“马列”，像你这样大公无私讲究原则的人不多了。我于是便对他讲起了我当民工的那个三线厂，讲起了他们的第一批招工。可以说，东方厂的第一批招工，是对我理想主义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前面我已说过，我当初去三线厂当民工的目的，还不仅仅为找一个暂时赖以栖身之地，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带着弟弟妹妹们回老家，若在栗村劳动我还有地方吃有地方住。我当时是想在东方厂好好表现，以便工厂建成在我们县招工时能被招进厂里。可以说，当时去工地的十几个学生的动机和我几乎没有两样。在招工前，我们对前途都充满了希望，因为民工营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下乡和回乡知青都很重视，无论在生产或是管理或是宣传等方面，对我们都很重用，当然，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们这些喝过十来年墨水的人比起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除了力气可能比不上外，其他方面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我们都认为，只要从民工中招工就非我们莫属。可是，任谁也不会想到，第一批招工，我们公社分了六个指标，各大队推荐出的候选人是六十个，我们这些学生当然都在其中。招工的第二道程序是厂方目测。目测结束，我们都傻了眼，除了一个和营部领导有亲戚关系的初中女生外，所有学生都被涮了下来。我们很怀疑这批招的工人将来要从事的是诸如“打夯”（修路时，几个人同时将一块很重的大石块拉起后再往地上砸落）类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因为目测上的不少都是长得憨头憨脑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健壮青年农民。第三道程序是体检，第四道是考试，第五道是政审。待政审结束宣布被招上的工人名单时，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这些高、初中毕业生为什么目测就“不符合条件”了，因为我们如果符合了条件，营部领导、公社领导甚至其中一个县政府干部的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子女和亲戚们在招工的后面几道程序中就不能稳操胜券。事后我们将录取的六个人与那些做“陪衬”的没有文化的憨厚的农民后生一比较，他们果然是很清秀很健美很文化很优秀。就是在这次招工名单宣布以后，我们公社在工地上的十几个学生聚在我们民工连的工棚里喝了一次酒，因为我担任着我们民工连的会计兼伙食长。我第一次破例滥用了我的特权，用伙上的菜和油让炊事员给大家炒了几碗菜，喝的是我们伙上招待做粉条师傅剩下的劣质白酒。那次大家都喝醉了，醉醒以后，有几个立马回去参了军，有几个到县办企业去当了合同工，有的回家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当了赤脚医生，像我这样继续留在工地的，还有那么五七个。继续干是继续干，但大家对在这里表现好了将来招工进厂当工人，基本是不再抱什么想望了。大家明白，平时领导使用你、表扬你是一回事，真到招工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算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开后门，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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