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们的女儿已经半岁，半岁的孩子是很费大人心神的时候，好则是单位距我们家很近，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害怕的事并不因人们害怕而不发生。在毛主席逝世一个月之后，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事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粹了。当时，我不敢相信，也想不通，我一直认为自己路线觉悟不能望其项背的那些“响当当”们，也被列入“四人帮”的范畴。
第十九章 国家出了大事(2)
大概正是有无数人想不通，尤其是那些个昨日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精神抖擞地指点江山的“新生力量”们，所以，规模宏大的“转弯子”会在县委招待所如期举行了。
我们单位除代表三个派别（造反派内部的知派、工派加上早就销声匿迹现在又突起的所谓保守派）的九个副科级干部都参加外，几个山头的所谓“派尖子”也被通知参加，这其中有蓝峰。
“转弯子”会很严肃，全封闭式。在那样的特殊时期，外面免不了有各种猜测和谣言，譬如县革委的谁谁正遭批斗，某公社谁谁已被批捕，等等。我将蓝峰自回单位实习以来的所作所为在脑海里过了一场又一场“电影”，看哪些能上纲上线，结果是我认为说他是“派尖子”都有些屈，他实在是没参与西照县和本单位的“打、砸、抢”，西照县被列为“反党夺权”的那些件大事他一件也不沾边，要说有错，就是参与了去拉回老A 的派性活动和在他毕业分配时与单位领导发生过口角。
单位职工看我的眼光也很特别，那些对立面的造反派职工，由于他们的头头也在招待所，他们心里也很忐忑，看我时有些同病相怜；那些本来就是依附着对立派与我们这一派闹对立的一般群众，这时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时的动作故意表现得很夸张，好像是说：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早料到，造反派不是好东西我们早知道！你们的后台老板倒了，看你们往后还嚣张不嚣张！你怎么还在这里转？怎么没叫你也去招待所受审查呢？千万不要叫你这个小坏蛋漏网了！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受难之时。
我不是反动分子，我是人民大众的一员，但在这样的时刻，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鞭炮声中，由于我们对立面的群众在欢欣鼓舞，我却毫无缘由地开心不起来。
岂止是不开心？我实在是终日惶惶不安，我心神不宁，感到前途未卜。我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万一运动继续深入我也进去了，希望她照护好我们不满一岁的女儿。我的情绪对母亲有很大的压力，母亲说，不！不！决不会有这样的事，你和蓝峰都不是坏人，你们也没有干坏事，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如果有事，我就拼了我这个老命和他们说理去！父亲若在场，就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但可以看出他满眼的思索和忧虑。好些年以后，我分析父亲对当时的形势也是估摸不透的，但他知道他的女儿、女婿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就不会遭到惩处，他却不敢肯定。
“头头儿”们在招待所“转弯子”期间，县直在人民影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山头当时担任城关储蓄部主任的小严。他是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合同工，由于他的母校是下面公社一级的，所以尽管他平时竭诚向造反派靠拢，但总被一中出身的“响当当”们视为异己，“纳新”和提干也都没他的份儿，为此他常感委屈。那天，他第一个站出来“反戈一击”，第一个把他平时尊为革命导师的老A同志称为“黑主子”，并声泪俱下地检讨在这个“黑主子”的指挥下自己所做的错事，痛心疾首表态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大会结束，我们单位如滚锅一样，老A虽没参加大会，但他却是第一个知道大会情况的人，起码荡漾在县城上空高音喇叭中响起他的名字时他听得格外清晰。老A气得满院子疾走，边走边呸呸地吐着恶气，我们那个山头的一些职工也大骂小严不是东西，说他是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而一些头脑略微复杂些的同志则再不肯多说一句话，相互也很少交谈，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都在想，县委为什么要安排小严第一个发言呢？小严的发言为什么要定这么样的调子呢？莫不是我们这一派真的错了，真的与“四人帮”连在一起了？照这样推测，一直和我们对着干的那一派就是正确的了，可他们干的那些事又如何能以国家出了“四人帮”，如何因对立面是错的他们自然就正确了呢？
家事 第五部分
第二十章 多事之秋(1)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父亲又去郑州看病，因手中没钱困在了那里，往照东营业所打电话让我们给他送钱去。本来若将钱寄去起码会节约来往一趟的火车费及住宿费用，但考虑到既然母亲也同父亲一起去了，那病就不会很轻，而且父亲执拗，说让送去就是有送的必要，邮寄去怕要误事和惹他生气，于是蓝峰我俩就请了假带上女儿一同去了省城。
到郑州后发现，父亲的病其实并不是太重，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这次来，是跑他的冤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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