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缺少劳力的日子(2)
每逢这种时候，大度的母亲脸也能涨得通红，有时两眼还会涌满泪水，好心的邻居大婶就会悄悄拉拉母亲的衣袖，劝慰说，别在意，只当他们放闲屁！
从打麦场往家分麦子分稻谷虽然有以上所说的艰难，但比起到山岗上分柴禾到坡地里分红薯又在其次了。山岗上用来养蚕的柞树毛，一年砍伐一次分给社员当柴烧，种在坡地的红薯刨出后都是就地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往自己家挑，母亲本来可以张嘴央人的，但其一是母亲好强，不愿随便张嘴，其二是这些事不是偶尔而是经常的，大家都很忙，都很累，而且凡我们须要帮忙的时刻也是人家自顾不暇的时刻，这个嘴就尤其难张。每当有好心人看到脸累得煞白，沉重的担子压得摇摇欲倒的母亲时，就说：汪嫂，你等一等，等我把我们的弄回去就来帮你。母亲便感激地谢绝：不了！我慢慢挑吧，都是累一天了！不管母亲如何逞强，最后的一担往往都是别人帮助担回去的。
家事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干部子女(1)
一九六二年我考入的西照一中，是一所集初、高中为一体的完全中学，也是一所升学率很高的在全省都很有名气的很像样子的中学。
那一年，哥哥在平阳初中毕业没有考取高中，其他弟弟妹妹都还小，我一下子成为家庭的重点人物。一贯望子成龙、爱才若渴的父亲，对我的态度大变，看我时的眼光，也由淡漠变为爱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睡下后，父亲从县城回来，父亲在准备睡觉时驻足在我的床前，端详着我蜡黄的小脸说：没想到这小丑妮还挺聪明呢！在条件这样差的小学读书还能考上一中，你找医生给她瞧瞧有什么病，为什么脸青黄青黄，十二岁了还像个尖嘴小猴儿？
听到父亲的话，我在窃喜的同时鼻子发酸，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出来。我的黄瘦老师和邻居们都怀疑是害什么病，母亲也曾给我吃过几样偏方，然而都不见效，唯独父亲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病容。现在父亲发现了，我很想告诉父亲，十二岁了体重只有五十六斤的，全年级只有我一个，由于我的脸长川，身材瘦削，恶作剧的同学就根据我名字的谐音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镰刀”。
得了父亲的话，母亲便很认真地请医生给我看病，中、西药也吃了一些，仍不见好转，好则是瘦虽瘦，却不影响吃喝，也有精神，慢慢也就算了。
每想起马上就要去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偌大的校园去，心里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栗村小学只有低矮的两排草房，而我们去考试时见到的西照一中的校舍却是一幢幢又一幢幢；还有那一排排粗壮、茂盛的杨树，能将道路遮盖得晒不到阳光；就连那隐藏在杨树枝叶间的知了们不知疲倦的叫声，都能让人产生无数美妙的遐想；那雄伟的大礼堂，大礼堂旁边宽广的操场，操场里的跳远坑、单杠、双杠和篮球场；那与篮球场遥遥相对的学生食堂，甚至食堂门前一溜排放的十几个牛腰粗的用来盛饭的大木盆……总之，那里一切的一切，无不显示着该校的庞大与尊严。
开学了，我食宿自然都在学校，可是父亲说，学校的伙食太差，一定要我每周到他机关食堂吃两顿饭。我不好拂父亲的好意，再说，十二岁还是不太懂事和很贪吃的年龄，在父亲那里可以吃到白馍，吃到豆腐、白菜甚至肉，而在学校我只能吃到米饭和红薯面馍，因为我从家里只能拿大米和红薯干交伙，我拿什么只能吃什么。父亲对我很宽容，不论我每月在他那吃几次饭，给我发的生活费却一点也不减少，这样我手中的钱就很充足，在学校吃饭时就不必像其他农村来的同学那样，连一份五分钱的菜也不敢吃。我不但敢在早上和中午各吃一份菜，而且我还敢在去父亲处吃饭时，在大街上买零食吃。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在寝室我俩合睡一个被窝，在教室我们合坐一张课桌，回家我们又同路。这所谓的回家，是指去父亲的单位，她的家在父亲单位的南边，学校在北关，去父亲单位时我们俩能同很长一段路。她的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所以我俩在结伴回家时，总是眼睛瞧着道路两旁，当抑制不着肚里馋虫的骚扰时，就掏钱买些零食吃，当然，由于我们的钱很有限，我们不敢大胆地买，我们往往先由一人掏五毛钱买一个拳头大小的白面馍，掰为两瓣，一人一瓣，待吃完了，肚子仍馋得慌，再由另一人掏钱买一个，又是一掰两开，一人一半，这次便舍不得再大口吃，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咀嚼品味。我们买过火烧，买过炒花生，买过蒸栗子，买过糖蒜瓣……总之，都是与解馋有关的，都是一次就买那么一点点。后来经济拮据时想起这段日子，感到简直有些奢侈，奢侈得有点像有钱人家的阔小姐。按说也是，一个县银行行长的女儿，一个县服务公司经理的千金，花五毛钱买一个小馍，花两毛钱买几粒花生并不算过分。回忆起来要说我这一生也有过几天像个“干部子女”的话，就是这段时间。
一天，我忽然觉得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到父亲那里，手中也没有钱了，便凑一个午饭后去找父亲。午饭后的银行大院冷冷清清，大概下班的人已经开始午休。父亲寝办合一的门紧锁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就踮着脚扒着窗台往里看，床上空着，我知道父亲不在家，就怏怏回到学校。由于急着用钱，第二天我又去，这次是在晚上，我估计晚上父亲不会到哪里去，结果又扑了空。这次碰见几个我曾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的人，他们机械地与我打着招呼，无非是“放学了？”之类，我问：“见我伯没有？”他们支支吾吾说：“没有。”一个平时见了我很亲热的女职工，竟然讪讪地有不愿与我搭腔的样子。这样连续去了几次，我开始有了疑惑，我敏感地觉得单位职工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有些异样：我在前面走，有人在后面窃窃私语，说的话似乎与父亲有关。我故意放慢脚步，想听出个轮廓，不料他们竟不说了，或故意高声扯起另一个话题；我想找两个我所熟识的人问问话，但还没走近他们便拔腿离去，好像是有意对我回避。大概到了我第六次去找父亲的时候，有一个我叫不上姓名的女同志在与我擦肩而过时，小声对我说，你去人委打听一下，看你爸是不是在那里。我想问清楚去人委什么地方？她已径直远去，头也不回，给人一种她根本没和我说过话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莫非父亲出了什么事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学校，盘算着与谁结伴去一趟人委会呢？县委、人委是全县的首脑机关，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小妞的确还没有只身闯进去寻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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