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病了？哈哈！你是说你想要钱去看病？”
我点点头。
“你看起来没病呀。”他盯着我的脸，快活地笑着，浑身一抖一抖的，“你哪像个有病的人呢？你说你哪儿有病？嗯？你怎么不说呢？”
我没说。我不再说什么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那儿太难受了。一天黄昏，我盯着那把大锁看了许久，然后我就到处翻找，终于在厕所上面一块模板上找到了一根一尺来长的螺纹钢，我用这根螺纹钢撬开了那把大锁。我撬锁时很凶，像个暴徒似的，听见它发出沉喑的破响，心里觉得非常解恨。我咬紧牙关，眼珠子都暴出来了。我把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锁鼻子撬得像一条垂死的蚯蚓。我让它就那样弯曲着吊在那儿，然后拿了两幅规格小一点的画，用纸包好，夹着走了。我想也许我能找到一家私人诊所，能用这两幅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给我打两针。
我走在大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个房间。我忘了我在那里面呆了多久，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城市表面上像个用金箔纸糊起来的庞然大物。我从大街上踅进了小胡同。我知道治这种病的私人诊所一般都在小胡同里。可是我走过了许多黄黄的、灰扑扑的小胡同，却一无所获，当我根据一张贴在一个墙角里的广告找到一家诊所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诊所所在的小街很昏暗，许多门脸都是鬼鬼祟祟地半开着，灯光红红的，里面坐着三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我不知道我画的那些小姐中有没有他们从这儿找去的，但我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为了避开可能遇到熟识的小姐，我尽量把自己缩在杨槐树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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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九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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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的灯光也给人一种昏昏的、不清爽的感觉，卷铁门也只拉上去了一半，大夫倒是穿了白大褂，但一张脸却是黑黑的。他黑着脸把两幅画看了半天，不住地伸出牙齿来咬下唇（他咬下唇干什么呢），最后同意给我打针。他没有看我，哪儿也没看，连头都没抬，就说，打针吧。打完针出来，我依然在树影里走着。就在这条小街快要到头时，我看见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我前面张贴什么，他动作飞快，用刷子一刷，另一只手往墙上噗地一拍，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纸就粘在那儿。他一直在我前面，拐到另一条街上时还在我前面。我朝那儿晃了几眼。在灯光明亮一些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我发现他张贴的寻人启事和我有关，被寻找的人似乎是我。
长毛，男，年龄约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操南方口音，留长发（及
肩），左脸疤，右腿跛，左臂略弯曲。因与家人口角，于今日（四月三日）下
午一时许负气出走。平日抑郁寡欢，常有轻生自弃念头，家人耽心其生出意
外，心急如焚，有知其下落者，盼能速与其家人联系，有重谢……
我站在那儿发愣。愣了一会儿又走。
我就那样瞎走着。
夜晚有些寒气。这是什么季节？杨槐树映在灯光里，半明半暗，从它们身上看不出季节。街上微微有些风，但分不出是什么季节的风。这个城市的风都是干干的，被风扬起来的灰尘都细得跟面粉似的。我就在一个这样灰蒙蒙的季节不明的夜晚，离开了这座叫做杨槐路的城市。像来时一样，走也是稀里糊涂的，我顺着铁轨来到了货运站，匆匆爬上了一列货车。这回货车上装的是麦子。因为对这个城市没有印象，所以弄不请方向，我不知道列车是向南还是向北，不知道自己会去一个什么地方。我躺在散发着香气的麦袋上，朝漆黑的夜晚叹了一口气。
结果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货车停下来的时候我还在呼呼大睡，是卸货的搬运工把我弄醒的。他们没骂我，只说到站了，走吧。我揉揉眼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粮库。这个粮库真大，我沿着铁轨走了大半个上午才走出来。出了粮库，又往东走，到太阳偏西时，我发现自己来到了北京。太阳像个红饼，天空一片瓦灰，老有鸽子像黑芝麻似地撒在广大的瓦灰里。
我没想到我会来到北京，这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好在北京也不要我，一天半夜，几个人把我从一座高架桥下带走了。他们这样问我，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的模样，这儿是什么地方？是你呆的地方吗？我嗫嚅着说，不是。他们说知道不是还来？故意是吧？想给北京抹黑是吧？说吧，原籍在哪儿？
第二天我就被遣送回原簎。我不想回到一个湿漉漉的城市，可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回南城，回到我的潮湿发霉的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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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十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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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眼看又要下雨了，空气又闷又湿。夜晚我一直在街上晃悠。从一条小街上走过时，我顺手捡了一只蛇皮袋，它就躺在一堆垃圾旁边。街上很静，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和车了，只有我拖着一只蛇皮袋歪歪斜斜地走着。在一座新建起来的高架桥下，我把蛇皮袋铺在地上，靠着一根巨大而冰凉的圆型水泥柱子睡了。我被一种沉重的闷闷的轰隆轰隆声搅得混乱不堪，一会儿梦见无数坚硬的马蹄，一会儿是一只大而无当的滚筒，它们都是照着我的脑袋来的，我无法再睡下去了，只能睁着眼睛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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