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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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五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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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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