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4000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第二个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没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活能养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仅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干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越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穿巷走街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难，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正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12月8日，当我怀惴3000多元钱，来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3000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志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与此同时，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心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一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呵……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志仍算是幸运者。
1998年初，北方重镇沈阳闹市区的街头，突然连续冒出一群从贵州山区来的少男少女在沿街乞讨，引起了不同一般的围观者——“真可怜，考上了大学还念不起书。唉！”
“得，把我这下岗前的最后一次工资也捐给你们吧！”
“谢谢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们的菩萨心……”
捐助者与受助者这一幕幕场景无不催人泪下。一位退休老工人甚至义务招呼过往的人群：“都过来看一看这些苦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拉她们一把吧！救一个大学生就是为国家植一根建设栋梁呀！”这样的鼓动词谁还忍心匆匆离去？
看一眼吧：天，现今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善良的沈阳居民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他）们下岗失业者更苦的人。快看，这些孩子也就十七八岁，胸前一个个挂着一块用硬纸做的牌，那纸牌上是叫人揪心的“乞文”：“我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的贵州山区农村的学生，很荣幸在1996年考中黔东南州民族师范学院，学制三年，每年要交学费1800元。由于家庭经济来源很差，加上弟弟去年也考上大学，父母只好去富裕人家借钱。在进校的一年里，全靠贷款度日……去年夏季，我家乡受到有史以来的特大水灾，洪水无情地冲走了我家的三间木房和所有财产，如今家中一贫如洗。为了保证弟弟上大学，我只好以泪洗面，沿街乞讨，惟望各位同情者伸出友谊之手，见难相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掏吧，不救这样的孩子救谁？沈阳市民纷纷解囊……但没过几日，报纸上披露一则惊人的消息，原来这些沿街乞讨的少男少女，是个假冒“贫困大学生”的诈骗集团。共31人，全都来自贵州山区。她（他）们在一位叫王勇的人指使下，一路行骗至沈阳。现今这31人中除2人外逃外，全部被公安部门关押收容。
沈阳市破获的这例冒充“贫困大学生”行骗的案件，在中国过去从未发生过。王勇他们的案件被曝光时我正在华东采访，不想真的遇上一位为了上大学而几度当乞丐的华东某大学学生。
我得首先感谢我老家的几位朋友提供的线索，因为没有他们提供线索我根本找不到那些隐姓埋名在大学城里的“乞丐”，正是这些好心人使我了解了故事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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