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
“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近来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60—70%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
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有。97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80岁的爷爷还需她抚养……”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元，去掉水电、房改等还剩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它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4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3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40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40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仔”？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却要分着过30天外加为学习添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
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
“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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