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那么多人像你第一次碰上的那男孩一样手中有多余的票？”我有些难以置信并且话中有话。
“不。”她肯定听出了我的潜台词，便答道，“大部分愿意出钱给你买票让你陪他看电影、录相，并在最后付给你钱的人，都是些单独到影院的男人，或者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请你陪他或陪他们看电影、看录相，多为是一种满足感。”
“满足什么？”
“有多种多样……”
“比如？”
“比如是现在到电影院的大多是结伴的情人、恋人和一家人，他身边有你一个女人就不感到与众不同了。”
“再比如？”
“再比如有人文化不是很高，对一些外国片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理解缺乏水准，而我们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和知识，就像给几年级的小孩搞家教一样轻轻松松。”
“还有没有其它比如？”
女大学生笑了。“我知道你所指。当然有了，比如有的单身男人想借机泡一回女孩，或沾点小便宜什么的。”
“你没有碰到过？”
“碰到多了。”她十分坦率道，“可以说十有八九是这类人。”
“他们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呢？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说说吗？”
“没什么，因为凡是想了解我们干过‘陪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她此时的目光只盯着已经冷了的咖啡杯。“一般来说，这些人总怀有一种邪念。他们常常会借电影院或录相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
“如果推不开呢？”
“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
“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
“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
“从广义看，同为是‘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
“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它……”
“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相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沾点女人便宜的人嘛！”
“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
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意外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提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它非份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3年后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它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唯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到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们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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