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
这话其实一点不过份，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3年时间里，项家曾几度倾家荡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有注意他项士信的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的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
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鑫儿他爸一个人赚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家，4张嘴吃一个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
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
第10章：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得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
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件事实。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消息让我的心像放下了一块石头。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
9点半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
“白大爷就在那个大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
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摊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落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
“这就是白大爷？！”
“是他。”
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父亲》的翻版吗？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
“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
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
“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颤微着身体，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三十几辆车、100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
老大爷还是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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