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有赖于能为诸多学生提供赞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城市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双脚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嗵扑嗵”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
“大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
“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棒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
“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溢血斑！
“被前天夜里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沾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去看看呀”
“我不去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嘛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胀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嘛有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的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
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80多岁老人所辗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垂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20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方字形排着的3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斗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二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恋惜的滚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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