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书评人Fyodor Dostoyevsky读毕《卡拉玛佐夫兄弟》，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自暴自弃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一九二○年，书评人史密斯·伊利·杰里夫（医生）读毕《精神分析通论》，称弗洛依德为“梦的巫师”；一九五八年，书评人伊丽沙白·珍妮维读毕《洛丽塔》，称纳博科夫为“一名被宠坏的诗人转为业余的文学批评家”；一九八四年，书评人多克托洛读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米兰·昆德拉是一个头脑一流的捷克历史的牺牲者……
这些“格言”般的结论当非“举手之劳”……它们多半是两颗灵魂相互冒犯后留下的痕迹？
偏看见
车前子 《》 北岳文艺出版社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车前子好久不写诗。与之平衡，随笔写作日渐其多。尽管我常读各路才俊撰写的“书评文集”，并有记录阅读心得、以换醋钱的恶习，但读到车在《偏看见》后记所说“书评文字其实已是书的儿子”一语，仍深有同感——我知道，依照如此“辈份”切割，我的很多文字已被归如“孙辈”。
《偏看见》一书二十万字上下，主要收入车前子读书随笔近数十篇。很多书我是从老车文字中得知、得见。车的读书随笔行云流水，闲散无拘，是表象，而其内里，多有点穴之准——比如，说到陈丹燕，车用到“倦怠”二字，说到林白，车则选择“不安”二字——以此类推，说到沈从文，车说“缄默”，说到洛卡尔，车用“激情”二字……在我看来，看似漫不经心的车行文至关键之处便总有关键二字脱口而出，是洞彻。
书中有两处车放怀抒发对《锦灰堆》的感想。言及文化顽童王世襄，车用到两个字：“赈灾”——车原话说，“王世襄先生是发救济粮的，几十年下来，我们被剥夺得最多的是世俗的乐趣与生活情趣，所以，与其说我们匮乏灵魂的拷问和形而上关怀，不如说我们匮乏世俗的乐趣与生活的情趣（P209）”……我在这廖廖数语的精准中忽然看见尖锐。
业余身份专业作品
陈刚 《三只耳朵听音乐》 百花文艺出版社让他随他所听到的旋律走，无论快慢或远近丛书各册作者，大都为非专业。陈刚（《三只耳朵听音乐》），作曲家，吴冠中（《美与丑》），画家，陈从周（《惟有园林》），园林专家……其余如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算杂家，萧关鸿（《永恒的诱惑》），编辑家——唯一一位是冯骥才（《浪漫的灵魂》）——作家。作家多半是要写散文的。
非专业散文作者写散文，通常不再有职业文人的那种职业呻吟、职业酸腐——他们的优势刚好不在那种职业文人很难企及的专业技能或常识上——撰写《看蒙娜丽莎看》的熊秉明，即一位在多种艺术研究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该书被视为开启了解罗丹最佳路径。
或许，要想开启随笔、散文新境界、新天地，先就改变散文、随笔作者身份的一元格局？如此假想来自我向来热衷的一句口号：保持业余身份，交出专业作品。
多余与业余
陈丹青 《多余的素材》 山东画报出版社
对于人类的罪恶和痛苦来说，艺术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宣泄方式
总体说，陈的这一本，不如陈的那一本——陈的那一本是《纽约琐记》，而这一本则是《多余的素材》。
其实，从内容上说，“多余”理应比“纽约”更使我们感觉亲切：“纽约”多记叙海外生活及美术专业诸事，而“多余”则基本写国内旧事，是陈本人出国前的成长记录。
当然，阅读“多余”，我也的确感受到了亲切。不过，在那种种由“赵丹”、“王心刚”、“邱岳峰”、“于是之”、“吴琼花”、“瓦西里”、“参考消息”、“红色娘子军”等细节勾连而成的“亲切”中，比之“纽约”，反多出一些疙疙瘩瘩——正是那些疙疙瘩瘩让“亲切”打折，走味，串调。要言之，与“纽约”比，“多余”文学了，文化了，文绉绉了。弥漫于“多余”中的此类“多余”不仅扎眼，也大大冲淡了由“纽约”一书而被很多人刮目相看的业余散文新气象。仅在一本平和、自然、不卖弄、不装神弄鬼的“纽约”之后，陈马上“文学”得让人失望。
我知道，对此陈本人多半全无感觉。在“多余”中，陈似乎也尽力在将“文学”、“文化”或“文绉绉”仿制、调和得精致讲究，但那种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化而文化的努力，终于还是毁灭了“纽约”中有过的那种文字的自然与淳厚。其中最为令人皱眉的，是书中一再跳跃而出、无处不在的议论——它们煞有介事、大惊小怪、优裕自得乃至于喜不自禁，径直就是一个老派文人习以为常口吻……陈写“纽约”时那种可圈可点的漫不经心的“潇洒”以及绝对专业的“业余”，至此已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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