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由衷地感到，“公园省”，“公园高原”不仅仅是云贵高原的理想，它还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新的世纪可以看到的现实。
我的心愿在山乡，在高原上未来的伊甸园。
（2000年12月）
流动的青春河(1)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识青年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识青年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有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20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个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难以忘却。
正是因为难以忘却，我会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去。特别是在2001年的夏天，我又和当年也是知青的妻子一起，带上已是大学生的儿子叶田，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又一次看了我们当年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1999年的8月15日，气温高达39.4度，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像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场上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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