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7)
如果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会走的。他要走，当时的官中员们不会不知道。但是，官员们认为走一个鉴真也少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苍有一种冥冥的东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风平浪静时扬帆起程的，可是，为什么突然起大风？为什么他明明是驶往日本方向，却历尽艰难险阻，竟然停靠在琼州海湾？朝廷不留大师可风留浪留，却仍然留不住呀！鉴真大师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却还要一无反顾地东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中国人的举止，这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鉴真，总是颂扬他，都快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战士了。我们说他说得太多，太多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与日本人和好与日本处关系的媒介或纽带了。可是，我们作为大师的后辈究竟能够理解他多少？
我认为鉴真大师走得很残酷。对他本人是残酷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更是残酷的。我说残酷不啻是说他那惨烈悲壮的5番东渡过程，而是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灵魂的变化。他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过程本身就是残酷的。我说他的东渡对于民族的残酷缘由，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们民族的魂灵带走了。如果从他个人的壮举而言，我敬佩他；如果从我们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点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鉴真的家乡扬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鉴真大师的纪念馆大厅的正中。这个纪念馆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筑，设计者是我国建筑界最有名望的前辈梁思成先生。后来，我见到了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徐教授。他也参入了那项工程的设计。我提到他一笔是要说他认为那个建筑搞得并不好。
如果说那建筑搞得不好，那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国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筑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呢？总有一种复制的感觉。而复制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鉴真和尚的塑像也是复制的，这是一位美院的学生去日本奈良复制的。据说他复制了两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这里。我看过鉴真和尚真的塑像，当然是从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听说日本一年只有几天是开放让游人观瞻的，除了这几天之外，就关闭了，关闭了就不再开了，要开得等到下一个年度那几天。在不开这些日子里，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据说我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里都没有看成。
我看鉴真塑像的复制品时，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颊上塌陷下去的眼窝，挂着斑驳的绿色的铜锈，更显出岁月来了。这是双无比智慧的眼睛，闭着，肯定比睁开深刻。塑像的人是按着鉴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满神灵。就是看复制品也弥散出了这么一种神韵。我执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睁开的眼睛含有多少东西，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从那上面看出一种愧疚，一种把民族的魂灵带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伫立好久没有发现。倒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绪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种忧郁。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还能强烈地感受着那么一种不可多见的忧郁。那种忧郁是能够震撼心灵的。我不知道别人看这尊坐像时，是否看出了这种深深的忧郁。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了这么多鉴真，是因为我从走近敦煌时就萌动的那么一种情绪需要找到一种沟通。我认为大的忧郁才能出大的智慧。作为大慈大悲的佛门人，纵然有着千般情绪，也无法替代忧郁。我在离开莫高窟时，我说不好是我用忧郁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忧郁，还是那崖壁上一个个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过来忧郁的眼神，使我改变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时，我没有走出忧郁。我走出很远了，我还在回头望着那一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实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树梢处若隐若现。
再看对面的山，那是三危山，这座山也是圣山。相传，公元３６６年时，有个叫做乐樽的和尚走到这里时，突然看到三危山那边有一片无比灿烂的光线射到了鸣沙山的崖壁上，那是一片佛光，有着万千尊形态各异的佛在崖壁上映动。就是在那一瞬间，这位和尚有了开凿石窟修建佛洞的念头。于是，他就在这里开凿了第一眼佛窟……
从那时到现在，也不过1000多年。1000多年发生过多少故事？乐樽在开凿第一眼佛洞时，他会想到日后这里会有这么多佛这么多壁画这么多艺术这么伟大的创造吗？他会想到这里因此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吗？他没有把佛刻在崖壁上而是把佛安放在深深的洞窟中，大概是为了让佛安安静静。可是，历朝历代，佛们安静过吗？他要是在天有灵，他会感到得意呢还是会沉入忧郁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察觉我的文章越写越矫情起来，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忧郁来硬套
敦煌呢？
敦煌有辉煌，有悲壮，有神圣也有过耻辱，可是，它有过忧郁吗？
那么多人到过敦煌，那么多人去写敦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忧郁的？
我不能不开始怀疑起我的这种发现是否公允是否客观。我试图说服自己换一种感觉，可是，我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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