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虎，周局对你的批评，我也赞成。你是小玉的顶头上司，你对她的关心确实少了点。当然，我和周局也有责任。你有没有个具体的解决办法呢？”
“我不是心理医生，小玉现在又非常拒绝我，我找她谈显然不合适。小玉现在能接受的是周局。周局是我和小玉的老大哥。”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说正经的。”
“你是老大哥嘛。方书记宫太大，找小玉谈，她难免有顾虑。小玉见了焦鹏远一面，还拼命送上个苹果。应当说，她对叔叔的内疚感和犯罪感所积累的能量，已经释放出了一部分。剩下的是她对哥哥焦东方的内疚感和犯罪感了，这块还没有释放。她从小和她的东哥一起长大，兄妹感情很深。而她又始终围绕着焦东方侦查、取证，所以她对焦东方的犯罪感应当比对焦鹏远的犯罪感还要强烈。我建议组织上给她一个释放这块能量的合法机会。”
“嗯，”方浩站起来踱步，“你的建议值得考虑。其实，对小玉同志负责与对案件调查负责是一致的。陈虎，你的理性向人性复归的理论，我也不敢全部苟同。理性和人性除了对立的一面，还有统一的～面。而你把统一的这面给忽略了。理性是人性的升华，理性是人性的保证。没有理性做屏障的人性是原始性。人类自进人契约社会，原始的人性就沉降地表之下了，因为它不适合人类提高生存质量。好了，我们把哲学话题打住，研究一下案子。老周，你说吧。我以后也别什么事都包办代替了。”
周森林笑着说：“陈虎，以后不敢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了吧。侃哲学，你还嫩点，你不知道方书记学的就是哲学？能读英文原著，你行吗？”
“我要是行，不也当上政法书记了。”陈虎嘿嘿笑着。
“你野心还不小呢。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发现，你出国缉捕郝相寿期间，我们在核查证据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你还记得焦东方送给焦小玉十万美元这件事吧？”
“当然记得。”
“其中有一万美元是连着号码的？”
“是呀。这连着号码的美元，是杨可从何启章保险柜偷走的那一笔美元。”
“对，就是这笔美元。经中国银行鉴定，连号的一万美元是假钞。”
“假钞？”陈虎诧异地叫了一声。
“百分之百的假钞。你把假美元的来龙去脉查清楚，这有可能是另一起大案的突破口；当然，也可能何可待与焦东方都不知道这是一笔假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动过这笔钱。这件案子交给你去办。必要时可以请市公安局协助调查。”
“是”
“你怕还要跑银行几趟，印刷纸、油墨的出处，与其它版别假美元的比较等等。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又不能久拖不决。提起公诉是要这些作证据的，现在证据本身却出了问题。”
焦鹏远被车队送进了公安医院。立刻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除了心脏早搏没有发现其它疾病。第四天晨，车队向目的地进发。
押解焦鹏远的奥迪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不受阻挡地驶向目的地。沿途各路口的交警接到了命令：在车队抵达前十五分钟，禁止其它车辆驶入快车道；车队驶过后，快车道再对其它车辆开放。
沿途各个路口增加了警戒。
焦鹏远看了一眼人行便道上突然增加武警游动哨，又闭上了眼睛。他一生不知多少次在象征着权力与尊严的车队护送下驶过街道，但这一次车队却是他失去权力与尊严的出行。
在没当上高官之前，他也骑过自行车，挤过公共汽车，并不理解权力与交通工具、交通方式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后来，官做得越来越大，他才知道交通方式比交通工具更能体现权力的内涵。大款你能买得起六米长的卡迪拉克，但遇见红灯你得停车，花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独占快行道行驶的权力，更不敢逆道行驶。而他仅仅凭着座车风挡玻璃上的一张卡片，甚至不需要这张卡片，仅仅凭着他车牌的字头和号码，就能独占快行道，甚至逆行，任意拐弯。从此，他再也不能独占快行道、逆行、任意拐弯了，这个权力将分配给接替他职位的人。想到这，他睁开眼睛，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也在闭目养神的冯明光。
“者冯，有个问题我没想明白。你是专搞反腐败的大员，这个问题得向你请教。’”
“老焦，你太客气了。咱俩虽然没在一个部门工作过，但无论是按级别还是按职务，过去你都是我的上级。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还要请你配合哩。有什么问题，共同切磋。”
“是关于一个名词的解释。有个新名词——权力寻租。说腐败是权力寻租现象。权力寻租是当权者一方，权力求租是行贿者一方；你寻租，我求租，于是就有了权钱交易。是这么解释吧？”
“嗯，权力寻租是一些理论家从西方政治学翻译过来的新概念。党的文件上没有正式使用过这个名词。名词的解释权，也不在我手里呀。”
“私人谈话嘛，不要那么拘谨。我觉得这个名词不准确。能够租用的其实并不是权力，是某项具体的政策。当权者出租的是政策，而不是权力。政策和权力还是有区别的。能够租出去的都不是真正的权力。比如说，一个大富豪，他想用一千万租用出行时独占快行道的权力，租用逆行和随意拐弯的权力，这肯定是花多少钱也办不到的。所以，腐败不是出在权力上，而是出在政策上。什么东西在政策上卡得越紧，想租用这个政策捞好处的人出价就越高。所以，归根结底毛病出在政策上，并不是出在权力上。比如说，外汇额度在政策上卡得紧，那么就有人花大价钱买额度指标。外汇额度一市场化，政策透明了，也就没有人花钱去买额度指标了。而政策的制定者，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充其量只能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所以我琢磨着，反腐败归根到底是政策本身没有毛病。政策透明，没毛病，就没有人租用这个政策，公务员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政策不透明，黑箱操作，有毛病，想租用这个政策的人就多，公务员不想腐败也抗不住诱感。老冯，我是一直在想，何启章的事件，我究竟该负什么责任；一直在想，该吸取什么教训。至于个人荣辱，我是根本不考虑的。我自认为仍然是党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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