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修这座长城也是很明智的。”
“为什么？”
“你想想，深圳和香港之间为什么要设个关卡？”
“如果不设关卡，大陆人不都跑过去了吗？”
“你说的是现象。我要说的本质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思想观念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等等，使得地域之间存在一条界限，是更合理的。更何况，修长城那个朝代，跟匈奴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
翁红感慨道：“也对啊，人与植物一样，是有地域感的，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很难再改变。”
我点点头。
翁红突然问：“要不，你过一段时间回深圳吧？”
翁红一语又触动了我内心最矛盾的地方。
我告诉她：“说实话，深圳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美丽女郎，让人产生欲望、遐想，又让人产生距离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企业把总部搬走了，却在这里留个分公司。就像一首歌唱的，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很矛盾的。”
“你在一个城市的怀里，你总是希望这个城市是空调，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空调。而事实上，空调总有生命的。当空调老化和衰亡的时候，你总觉得有空调的地方就是天堂。”翁红说。
她经历的故事比较多，生活的城市也比较多，所以说出来的话，总跟她的外表不相称，显得老练些。
翁红大专毕业那年才十九岁，一毕业就选择了深圳，一年后虽然跟沈洪财结婚，但户口还不能迁到香港，就一直在深圳漂泊。
四年后，翁红虽然把户口迁到了香港，但却习惯了深圳的生活方式。三岁儿子在香港读幼稚园，她每个周末都带儿子回深圳住，成了地地道道的“两栖”人。
所以，她对香港和深圳的感触都很深，因为有了深刻的对比。
而深圳又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因与香港一河之隔，融汇中西两种文化，沟通两种制度。就像处在暖流与寒流的交汇点，什么思想在这里都可能发生分岔，不是向南，就是向北；不是向左，就是向右。
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深圳也会变味。再古老的思想，在深圳也不可能顽固不化。再固定的名词，在深圳也可能会改变意思。
翁红在深圳经历的两件事，让我对这一哲理有所感悟。
一毕业就来深圳的她，还信奉“淑女真经”，言谈举止总是轻轻柔柔的。可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一群狼给吓跑了。她乘公共汽车，感觉像红卫兵要上北京，紧张而自私，互相把对方挤成了坛子里的萝卜干。
好不容易上了车，站在过道上，一双双贼一样的眼睛总是盯着她丰满的胸部，眼光穿透她的乳沟，锐利得发绿。有的人故意挤到旁边，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她身上摩来擦去。
《商道门徒》17(4)
有一次，一个外表斯斯文文的男子，紧靠在她的臀部，一个硬硬的东西拼命地顶起来，而且还顶得满脸微微陶醉，旁若无人。
她再也做不了淑女了，狠狠地把屁股向后撞去，把那个硬硬的东西撞蔫了。撞得车里的人莫名其妙。
翁红就这样被逼成了成熟女人。本以为玫瑰长点刺就没人敢碰了，但一个小偷偷了她的手机，竟然还像大学教授一样把她教育了一顿。
她刚买第一个手机的时候，有一次出深圳最拥挤的布吉关办事，在公共汽车上，手机突然像长翅膀一样飞走了。
手机卡里有很多联系人的电话，通讯录比手机更重要。下车后，她打自己的手机，一个男子未卜先知：“你是那个掉手机的人吧？”
翁红说：“那张电话卡对我很重要，能否把卡还给我？手机我就不要了，算我倒霉。”
小偷说：“可以啊，你把充电器拿给我，我就把卡还给你，反正你留着也没有什么用，而我去买也不方便。”
翁红觉得深圳的小偷镇静得超越心理学家，偷了东西还敢跟失主谈判条件，不可思议。她没办法，只好说：“好吧，怎么拿给你呢？”
小偷想了想，跟她约好在华强北的顺电商场门口见面。小偷考虑到那边人流大，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即便翁红报警，他也容易溜掉。
下午，翁红就跟小偷见了面。小偷真的把那张卡还给她，但充电器他不要了。小偷说：“最近手头有点紧，那个手机我出手了，很不好意思，你这么好，本想还给你，但没钱的日子实在没法生存，委屈你了。”
既然运气不好，翁红自认倒霉了，懒得再跟他计较，就当交了学费，她拿了卡转身就走。
小偷却拉住她，塞给她200元。小偷说：“小姐，说实话，我不是小偷，我只是没钱吃饭了，不得已而为之。你那么不小心，在那么挤的车上，自己的包都不管好，如果我不偷你的手机，也肯定被别人偷了。别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不定把你整个包都抢走。我这么教你，是为了你好，希望你理解我。”
翁红越听越蒙了，深圳的小偷，简直是全国一绝，不仅有技术，还有谋略；不仅有江湖义气，还好为人师。
翁红这才知道，现代都市，真是一个能让老鼠变大猩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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