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
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
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
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
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
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
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
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
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
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
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
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
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
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
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
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
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
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
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
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
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
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
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
《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
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
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
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
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
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
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
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
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
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
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
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
《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
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
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
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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