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
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
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
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
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他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
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合。”
（《扬权》）在检验认识标准上，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
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
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
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
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他称之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
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
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
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
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
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韩非对矛盾的转化条件，
也作了辩证的解释。如国家的强弱，他认为关键是实行不实行法治。“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祸福的转化条件，他认为
关键是“行端直”和“骄心生”这两个条件。“行端直”，则祸能转化为福；“骄心
生”，则福能转化为锅。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
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
韩非又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了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
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
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当时，韩非的
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初见秦》、《存韩》是韩非的上秦王书。《难言》、《说难》、《孤愤》是韩非
被囚禁秦国时写的，借以抒发自己的孤独愤闷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弑
臣》、《六反》，重点揭露奸臣、儒生、侠客、纵横家和商人对国家的危害，必须对他
们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显学》篇，是韩非对儒、墨两大学
派的学术批判，重点是批判儒家学派，为推行法治理论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
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画鬼最易”
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11 《春秋繁露》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
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
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
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
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
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
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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