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
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
《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
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
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
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
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
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
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
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
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
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
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
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
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
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
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
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
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
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
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
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
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
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37 《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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