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
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
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
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
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
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
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
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
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
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
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
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
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
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
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
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
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
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
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
《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
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
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
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
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
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
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
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41 《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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