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
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
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
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
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
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
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
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
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
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
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
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
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
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
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
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51 《旧唐书》、《新唐书》
“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
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
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
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
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
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
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
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
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
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
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
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
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
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
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
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
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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