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
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
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
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
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
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
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
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
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
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
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
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
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
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
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
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
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
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
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
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
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
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
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
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
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
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
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
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
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
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
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
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
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
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
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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