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名的道路上，他确是一帆风顺的。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东京的上层社会对于来自西北的灰仆仆的军人一般都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但对于刘锜却做了例外的事情。他们把官场和应酬交际的大门都向他开放了，供他在这里自由驰骋。刘锜之所以受到这种特殊待遇，是由于他具备了其他军人很少具有的优越条件：
第一，他有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刘仲武是当代名将，在种师道之前，多年担任西北边防军统帅这个要职，他的几个兄长也都已成为有名的将领。
第二，他本身也具有非凡的文武才华，他有长期从军的经历和作战的实践经验。他以胆略过人著称，在军队中服役时，曾经主动地深入虎穴，去当强敌青唐羌领袖臧征扑哥的人质，从而促成了一项和平谈判。这件英勇的行为，被军界中人传为美谈，也成为他到东京来的绝好的进身之阶。此外，他又具备着一个文土的素养，他的诗文书翰，都可与朝士媲美。当时许多人对他已有“文武两器、矫矫不凡”的品评。
第三，东京的官儿们特别欣赏他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仪度潇洒，谈吐风雅。他干练灵活，对上司不卑，对下属不亢，应酬周旋，都能中节。这些都是在上层官场，特别在宫廷中服务必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在一般军官中却是难于做到的。
凭着这些优越条件，刘锜很快被提拔上升，仅仅在三年的时间中，他就从一个普通的环卫官升到像他的年龄很少有过的侍卫亲军马军司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这样高的官衔。他受到官家赏识，成为亲信侍从人员，并且在实际上掌握了本司的大权。其他比他职位高的长官，例如殿帅兼马帅高俅、本司副都指挥使驸马都尉曹晟等都不过在本司挂个名。虽然这个名为掌管天下骑兵的衙门，也早已名存实亡，其实际的职务只不过管理官家的一个庞大的仪仗队和留在京师的一支残缺不全的骑兵部队而已。
东京的皇亲国戚、权贵显要跟随着官家的风向也对刘锜抱有好感，有的甚至颠倒过来巴结他、讨他的好。一般官场中都把他看成为大有前途的青年将领。张迪曾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跟人打赌说：如果刘某人没有在五年以内当上枢密使，就剜去他的眼睛。
官家的嫡亲兄弟，官拜大宗正的燕王赵似，每次举行家宴时都少不了要邀请他们这一对贤伉俪，甚至脱略形迹到王妃、宗姬⑨都可以跟他随便见面谈笑的程度。掌握政府大权、声势烜赫的太宰王黼、宣和殿大学土蔡攸、殿帅高俅都蓄意结交他，摆出一副垂青的姿态，仿佛永远在跟他亲切地说：他建议的有关整顿、改革侍卫亲军以及其他的整军方案，都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受到他们的支持，仅仅为了某些技术上的原因，一时还没有付诸实行罢了。如果他借机提醒一句他们偶而遗忘的诺言，他们就会惊讶地表示：这个他早已关照下去，难道还没有执行吗？那一定是被哪一级的混蛋僚属耽误了。“明儿”回去，一定要查它一个水落石出，不把这些混蛋一一参革掉，决不罢休。“今天”是被制造出来专供欢宴享乐之用的，一切正经事都该安排到“明儿”去办。这是政、宣时期的大官儿根据他们的宦场哲学研究出来的一项神圣原则，谁都不许冒犯。有时刘锜冒犯了这条原则，竟然敢于要求他们把办事日程提前一天，他们就会敏捷地举起酒杯来，防患于未然地把这种可能要发展成为不愉快的情绪溶化在琼浆玉液中，消散于歌云舞雾中。
刘锜不但是官场中的骄子，也是东京歌肆勾栏中最受欢迎的风流人物，这两者——官场和歌场的地位虽然悬殊，其性质却是十分类似的，官儿们必须出卖自己的灵魂，才能够博得缠头去收买歌妓们的内体。他们实际上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出卖自己，不过歌妓们公开承认这种买卖关系，而官儿们却要千方百计地把它掩盖起来。两者的不同，只此而已。官场和风月场是东京社会生活中的两大支柱，缺少了其中的一项，就不成其为东京。
刘锜在风月场中受到青睐，不但是由于他的地位、仪表、家世，更因为他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有一天，他在名歌妓崔念月的筵席中随手拈起一支洞箫吹了一会，博得在座的乐师袁绹十分心折。袁绹虽然干着“教坊使”这一行低微的差使，却是当世公认的“笛王”，又是一个名歌手，他对别人，特别对于文人学士、文武官员等非专业的演唱者轻易不肯下评语，如果有所品评，那一定是非常中肯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决不面谀轻诋。这种慎重的态度使得他的发言在他们这一行中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性，远远超过王黼、高俅之流在他们各自的行业中。
三年来刘锜获得各方面的成就，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和欢迎，声誉骎骎日上。成为东京城里人人欣慕的人物。唯独一个例外，那就是他自己。他时常痛苦地意识到他正在一天天地、不由自主地变成一个他从内心中那么藐视的十足地道的东京人。他清楚地感觉到，他在功名方面的成就越大，他的理想和抱负却越加遥远，渺不可追了。东京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并没有为他的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反而把自己推向堕落的深渊中去。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在警告他：这样活下去是不行的，他必须立刻摆脱它，改变它，否则就意味着自己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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