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成功的统治者一样，成吉思汗知道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所具有的政治潜在力。然而，不一样的是，大多数统治者把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限制在宫殿或庙宇之类的建筑物之中，而成吉思汗的就职典礼是在开阔空旷的大草原上举行的，那里可容纳无数的民众来参加典礼。
蒙古人的公开典礼，给详细叙述他们的来访者和编年史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保存至今的、可以利用的最完整的记述，来自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传记作家克鲁瓦，他使用了现今已佚的那个时代的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根据克鲁瓦的记述，成吉思汗的部下“把他置于一块铺在地面上的黑毡毯上；有人受命发布‘人民的心声’，向他大声宣布‘人民的意志’。”说话者训诫成吉思汗：“授予他的所有权威都是来自于上天，如果他能充分公正地管理民众，上帝将保佑他的蓝图得以成功；若非如此，如果他滥用权力，就将一败涂地。”
这一典礼提供了部众明确支持的信号，他们将他高举到过头的毡毯之上，并将他送上王位宝座，这一行为公开地表明了他们的臣服。然后，他们“在新皇帝面前九次下跪叩头，显示他们服从对他的承诺。”正如每一氏族的出席就表明他们支持成吉思汗一样，每个萨满巫师的到场，则表明他的灵魂与梦想指示他要支持成吉思汗。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萨满巫师给这一重大事件赋予了神的祝福，使得这次典礼不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场合。由于他们的存在，这一事件成为铁木真承受“长生天”之命的一种宗教宣告。
萨满巫师敲着鼓，颂扬大自然之魂，并将马奶洒入空中和地上。群集的民众排着整齐的队列站着，手心向上，朝“长生天”做祈祷。他们以古老的蒙古习语“呼累、呼累、呼累”来结束祈祷，并把祈祷送向天空，就如基督徒用“阿门”来结束所有的祈祷一样。这种宗教行为使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为选举的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在他们自己与他们的领导人之间，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种宗教圣约的烙印。
大多数领导人，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是从某类国家的内部制度中崛起的。他们的成就通常包括对那些制度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的改变或复兴。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创建国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这一全新的基础，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创造。对于这样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生存而言，并且对于以军队起家夺权的成吉思汗来说，他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制度；他必须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权化。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骆驼的人都被提升为将军，驰骋在由成千上万勇士所组成的军队的最前方。每位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之间的健康男性，都是军队的活跃成员。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举为部落可汗时所做的那样，他任命最忠诚的部下为千户首领，而他那资格最老的追随者，例如博尔术，则负责掌管万户。基于他们的功绩和他们在战场上或战场下所显示出的对他的忠诚，成吉思汗奖赏了那些来自黑骨头世系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地位。相较于他授予忠诚的朋友以万户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给他自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军队人数则比较少——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及两个小儿子窝阔台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得到足额的万户，术赤只有九千，而察合台则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监视几个家族成员的行政，尤其是对他的母亲、最小的弟弟和察合台。他通过声明察合台是“一个顽固而又心胸狭窄之人”的方式，来解释说这样的监视是必需的。他提醒谏言者们要“从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为了在这个巨大而又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而又人种各异的部落之内维护和平，他迅速地公布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战争的传统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并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上帝启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将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础之上。他从游牧部落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习惯和传统方面来加以强化；然而，当老惯例妨碍了新社会的机能时，他就会迅速地废除掉它们。只要不与“大札撒”——对所有人发挥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产生冲突，他还允许一些群体在他们自己的地域内实行传统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并不代表单一的法律汇编，甚至也说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来继续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并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他是用这一法律来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夺女人的事情发生，草原上就会有世仇。据说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夺妇女的，这几乎无疑是对妻子孛儿帖曾遭劫夺的一种反应。由此种劫夺而引发冲突的持久性潜在力，仍然困扰着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内，长子的亲生父亲是他，还是孛儿帖的劫夺者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困扰着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还在成吉思汗渐渐老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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