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成吉思汗任命由他母亲所收养的弟弟失吉忽秃忽担任最高法官的职务，失吉忽秃忽是成吉思汗征服塔塔儿时发现的小男孩——当时戴着金耳环和环形鼻饰，成吉思汗将他交给母亲抚养长大。成吉思汗要他负责“惩罚盗贼和纠正诈伪事件”，同时要将他的各种判决写在“青册”书的白纸上，“青册”的颜色正是“长生天”的神圣颜色。在成吉思汗的行政管理中，书写和记录法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大概解释了蒙古人为什么用nom这个词来解释书的意思，nom来源于希腊语的nomos，意为“法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人社会中，法律和书写的词完全是一回事的。
为在巨大的国家机构中保持忠诚和凝聚力，成吉思汗改革了古代扣留人质的政治惯例。他要求每个千户长和万户长都要把他们的儿子和儿子们的伙伴送到他那里来，以组成他本人的万人部队。要是他们的亲人行为不轨，成吉思汗不是以处死他们来相威胁，而是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成吉思汗把那些将要成为人质的人培养成行政官，并且将他们当作储备人才，以备随时取代任何无能或不忠的官员。比起亲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这种被取代的潜在威胁很可能更能确保忠诚。因此成吉思汗改变了人质的身份，将他们转变成政府的主干力量，这几乎使每个家族都与皇帝宫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成吉思汗将这个精英部队分成日班护卫和夜班护卫。正如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要永久地保护成吉思汗和他的营地，但他们并不只担当护卫的角色。他们管理在宫廷内工作的男男女女，并且还要把放牧不同牲畜的牧人组织起来。他们监视营地的活动，看管国家的所有武器和部队装备：旗帜、枪矛和鼓。他们还要管理餐具和负责宰杀牲畜，并要确保肉食和奶制品的恰当分配。卫队要帮助裁决合法的审讯，实施处罚，并且通常还要执法。由于他们控制了皇室营帐的出入口，因此，他们也就构成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基础。
成吉思汗自己军团的所有成员，把持了对其他九支万人军队的“长兄”地位，因此，这些成员可以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发号施令，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同于其他军队里面每个人都占有一种地位，在蒙古军队里，整个部队只有一种地位。成吉思汗万户中最低级别的人的地位，也要高于其他万户中级别最高的人。反过来，在每个万户内部，千人部队指挥官的每个成员的地位，也都要高于其他九支千人部队中的所有人。
成吉思汗依靠被称为“飞箭信息”的快速乘驿系统，便利了消息的传达，使指定的接受者可即时接获命令。军队提供骑乘，而当地的民众则供给驿站。对蒙古人来说，邮驿事业与军事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个别蒙古人还被允许在邮驿系统里任职，以代替正式的兵役。取决于当地的地形，每大约二十英里设有驿站，每个驿站需要大约二十五户家庭来维持和管理它。尽管驿站向公众开放使用，但个别驿站中的许多信息，以及任何特定时间里的驿站总数都要严格保密，因此相关的准确信息并不存在。然而，我们仍可以得到十八世纪存留下来的邮驿系统的印象，那时从西部阿尔泰山山脉到东部穿越长城进入到中国的入口处，跨越整个蒙古的这个邮驿系统，仍然在运行着，并且需要大约六十四个驿站。
对于较短的距离，成吉思汗则采用了多种古老的通信方法，例如使用火把、响箭、狼烟、闪光信号或旗帜，因此在演习、狩猎或军事调遣期间，信息传送更加迅捷。牧民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军事信号系统，这种信号在超越听力范围之外仍能使用，而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些信号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精细、迅捷而又有效的通信系统，用于战斗或军事演习中。
和平与繁荣本身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新的问题。六年的和平，允许或者可能鼓励了阴谋诡计和卑鄙的对抗，这些现象威胁到成吉思汗苦心经营的部落统一。他越有权力，在追随者当中就越会激起争执——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家族成员觉得自己应该比家族之外的人分享到更多的财产，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成吉思汗宫廷所信任的谏言者，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亲属。他把母亲送到最小的弟弟帖木格那里生活，帖木格按照草原的传统被称为“家庭太子”斡赤斤，他负有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
虽有忠诚不二的军队，并且没有哪个家族或旧贵族作为对手，但新问题却从意想不到的缘由中产生：帖卜·腾格里——成吉思汗的萨满巫师。他曾反复地宣称，“长生天”支持成吉思汗并将使他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他解析梦境，并解释有利于成吉思汗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征兆，而且他还把这些梦境和征兆解释为是成吉思汗伟大重要性的暗示。成吉思汗不仅充分利用帖卜·腾格里有助于宫廷的神秘价值，而且还充分利用他的实际价值——任命他负责监督管理诃额仑和帖木格·斡赤斤的财产。帖卜·腾格里利用自己的地位，使自己和六个兄弟获得好处，形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而且由于他具有神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蒙古部落联盟中，其权力地位仅次于成吉思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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