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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_[美]杰克·威泽弗德【完结】(52)

  有些城市不战而降,有些城市则仅需几天或几周就被攻破,而只有少数最为顽强的抵抗城市,才能拖延好几个月。成吉思汗从攻打女真城市的战役中学到很多:他不仅知道该如何完全夺取设防城市,还知道其后该如何对付他们,他尤其明白的是该如何最有效地去抢劫他们。成吉思汗不想再重蹈抢劫中都时混乱无序的覆辙。在花剌子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而又更加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在开始抢劫之前,先清空城里的所有民众和牲畜,这样,当他们抢劫的时候,其部下的危险就可减至最低。

  在抢劫开始之前,蒙古士兵会对每个敌方城里的居民采用一种相似的步骤。首先,他们要杀掉士兵。依赖骑兵的蒙古人,他们完全不使用训练有素的步兵来防守要塞城墙,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想在他们和蒙古家乡之间,留下大批阻碍通道的昔日敌军。他们总是希望有一条畅通无阻的、开阔的回家之路。处决士兵之后,蒙古官员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占卜者、工程技术人员、教师、阿訇、犹太传教士和牧师。蒙古人尤其需要商人、骆驼夫以及会说多种语言的人,还有工匠。这些为蒙古人所用的工匠,他们只要从事自己的行业,而不要参战、放牧或狩猎。日渐发展壮大的帝国几乎在一切可能的服务领域,都需要熟练的工匠,包括铁匠、陶工、木匠、家具制造者、织工、皮革工匠、染工、矿工、造纸工、吹玻璃工人、裁缝、宝石匠、乐师、理发师、歌唱者、娱乐表演者、药师以及厨师。

  无业人员则被聚集起来,在下一次攻城战中帮助搬运辎重、挖掘防御工事、作为人体盾牌、当作填塞物被推入城壕,或在蒙古人的征战中献出生命。对那些并不适合这些任务的人,蒙古士兵就加以屠杀,或把他们留下。

  在成吉思汗的中亚征服战中,有一群被俘者遭受了最为悲惨的命运。蒙古占领者屠杀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与中东实行的是武士风度的战争规则,敌对的贵族非常肤浅而又自负,他们之间彼此尊敬,然而却又随意屠杀普通士兵。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处死其贵族敌人,而是更倾向于将俘获的贵族敌人,当作赎回家族成员或国土的人质。蒙古人并没有采行这个惯例。相反,他们试图尽可能快速地处死所有的贵族,以防止贵族们在以后的战争中反对他们,而且成吉思汗从未接受敌方贵族进入他的军队,并且他也很少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来接纳贵族们为蒙古人服务。

  成吉思汗并不是一直都贯彻这一政策的。在最初针对女真人、西夏人以及黑契丹人城市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常常保护富人,甚至在击败一些统治者之后,还允许他们当权。但女真人和西夏人在他的军队刚一撤退的时候,就立即背叛他。成吉思汗抵达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时候,他已经吸取了有关忠诚、信任以及利用富人和有权势者方面的教训。在极为关注公众态度和观点的过程中,他还认识到,普通民众很少关心庸懒富人们的事情。

  通过处决贵族,蒙古人基本上斩断了敌人社会体制上的“头颅”,并将未来的反抗减到最少。有些城市在战场上损失了贵族之后,或由于它们的统治家族被灭绝,那些城市就无法充分恢复,得到重建。成吉思汗想让那些忠诚于蒙古人、并且对蒙古人感恩戴德的官员们,独占权力和威望;出于这个理由,他只认可自己所授予的头衔。即便是一位想要保留旧头衔的诸侯或国王,也必须经由蒙古当局重新授予。在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于1245年至1247年游历蒙古的报告中,他常常抱怨蒙古人对上层贵族民众缺乏尊重。最低等的蒙古人也可走在来访国王和女王的前头,并且可以粗言对待他们。

  算端的母亲是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妇女,她的命运就显示出蒙古人对贵族妇女的态度。他们俘获了她,并且处死了她宫廷里的大部分成员和大约二十位家族成员。随后,他们把她押解到蒙古,让她在屈辱的奴役中度过十年的余生,她就是在那里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样一位妇女并没有因为她的出身而获得尊重和敬佩;就像是一位被俘者,她的价值只取决于她的技术、工作和服务。

  蒙古人每经过一座城市,他们身后就很少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好不容易从蒙古人手中逃出的地理学家雅古特·哈马维,在一封写于刚经入侵之后的信中,他热情地描写了美丽而又奢华的宫殿,蒙古人“清除掉这些宫殿,就像是从纸上抹去一行行的笔迹那样,那些住所成为猫头鹰和大乌鸦的住处;叫枭在那些地方应答彼此的呜咽,而在那些大堂里,则是厉风呼啸。”

  在穆斯林的眼中,成吉思汗成为冷酷无情的代表。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采用了成吉思汗一种极不可信的陈述:“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骑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揉在怀里。”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世界末日来临似的描写是种贬损,而且他似乎还鼓励这些编年史家。由于成吉思汗喜欢利用他所遇到的一切,因此他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利用这些高识字比率的穆斯林民众,并使这些敌人成为一种左右公众舆论的有效武器。他意识到,传播恐怖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士兵的行为,而是通过文人的笔。在报纸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信函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他们在代表成吉思汗的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蒙古人操纵宣传的机器,他们常常夸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宣传之语传到哪里,哪里就传播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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