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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_[美]杰克·威泽弗德【完结】(79)

  忽必烈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还有成群的骆驼、马匹、绵羊和山羊。一队传教士穿梭于帝国,到一地去检查货物,到另一地去核实帐目。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要为其中国亲属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作为搜集运送货物的回报,中国的蒙古人可以得到这匹货物的四分之三;不过,他们要输出相等数量的货物给其他地区的同胞。忽必烈汗引进波斯的翻译人员和医生,还有一万俄罗斯士兵,他们是用来垦殖首都以北的土地的,这些俄罗斯人呆在那里成了永久居民,他们的活动一直记录在中国的官方史书中,直到1339年最后一次被提及。

  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争夺大汗之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是经济和商业系统继续正常运作,只有短暂的中止或因零星的冲突而走了弯路。有时甚至在战争期间,对抗的双方也允许货物的流通。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是中部草原的统治者,他经常反叛其堂弟忽必烈,尽管如此,海都也仍旧拥有中国南京周围的大量工匠和农夫。在反忽必烈汗大会期间,海都要求运回他在南京的货物,可能是出于交换,海都允许忽必烈从草原部落索取属于海都的马匹和其他货物。蒙古帝国的政治版图主要分成四个部分——中国、莫卧里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货物需求。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政治分裂反而增强了他们维持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的愿望。假如一个汗拒绝把他人的份额交给其他家族成员,那么,其他人也将拒绝把各自境内属于他的份额送给他。共有的经济权益远胜于政治纷争。

  经常性的财产分配活动逐渐使蒙古的战争线路变成了商业大动脉。通过不断扩大的蒙古驿站系统——“奥托”(ortoo)或“牙木”(yam),马队或驼队把各种消息、人员和货物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朝鲜半岛送到波斯。随着货运的增长,蒙古当局试图找到比旧有传统路线更迅速更便利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汗于1281年发起一次重大的探险活动,以查明黄河(蒙古人称之为“黑河”)的源头并绘制成图,学者再用这些信息制成一幅详细的黄河地图。探险队开发出一条从内地通往西藏的线路,蒙古人以此将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其邮路系统。在蒙古时代,这些新线路使西藏与中国内地在商业、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系空前加强,远远超过西藏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军事战争期间,蒙古官员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关于敌人营地或城市的精确地图、地图集和其他地理书。在忽必烈统治下,学者综合中国、阿拉伯和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创立闻名于世的、最精密的绘图法。忽必烈汗引进很多阿拉伯地理学者,如著名的札马剌丁,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工匠们于1267年为忽必烈制造出地球仪,上面绘有欧洲和非洲,还有亚洲及相邻的太平洋岛屿。

  尽管最初的商业路线是通过军事征服战争开辟的,然而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依靠战马可以在陆地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蒙古人拓宽延伸大运河,使它连接黄河与长江,以便更远、更有效地把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运往北方地区。他们将中国的工程技术应用于新环境,在全国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蒙古地方官修建十几个与沟渠相连的堤坝和水库,它们一直保留到现代。

  对日本和爪哇用兵的失利,促使蒙古人更多地关注造船业,在他们的军事努力失败时,他们就把这些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目的。忽必烈汗作出战略性的决定:主要用船把货物运进他的帝国,因为他意识到,水路运输依靠风和水流,所以成本低,更有效率,相比之下,陆路运输依靠人力和畜力,他们需要不停地喂养,而且速度慢。最初,蒙古人用船运送三千吨物资,但至1329年,运力已达二十一万吨。马可·波罗回国时从中国坐船到波斯,他描述说,蒙古船队有四艘桅杆大船,乘着三百船员,还有六个船舱中带着各类陶器的商人,其人数也差不多。根据伊本·拔图塔记载,为给船员们提供新鲜食物,有些船甚至还在木盆中种上成活的植物。忽必烈汗不断建造适于远航的大船,便于装载重负荷的货物,还修建港口,供货物搬运。蒙古人推广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学会制作精密的航海图。从中国南方的刺桐港(泉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线路成为远东和中东的主要航线,被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及其他人使用。

  船队沿途还停靠在越南、爪哇、锡兰和印度的港口,每到一处,蒙古人员就会得到大量的货物,如蔗糖、象牙、桂皮和棉花,这些东西在蒙古国内是不易出产的。从波斯湾出发,船队进入蒙古势力影响之外的地区,继续与当地进行正常贸易,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和索马里的琳琅满目的货物。这些地区不受蒙古体制的影响,其统治者和商人没有采用共有制度来分配蒙古的货物;而蒙古当局却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联系。正如蒙古在征服战争中表现的那样,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国,成为蒙古在商业上的有力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取得印度洋地区贸易的支配权。

  为把贸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势力之外的新地区,蒙古人鼓励一些臣属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向外移民并在外国的港口建立贸易点。纵观整个蒙元王朝统治时期,上千中国人离乡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岛的沿海地区定居。他们大多从事航运贸易,像商人一样往来于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们也逐渐地扩大到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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