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的时候，我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电灯光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息县！’我没有想到息县有了电灯，28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点的是豆油灯啊！
我弟弟又指着公路两边儿的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我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里看见过，今天息县竟然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县县城也完全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都是土坯麦草房子，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当然，最令我们高兴的，就是跟我们7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28年不见，我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我太太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给她磕个头，她拉着我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老规矩了。’
我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我们在一起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20多年的变化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是不是做梦？’她老人家说：‘这不是在做梦，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比做梦还要好”，这就是赵浩生去国28年回归后对故乡、故国的总体印象。
目睹毛泽东之后中国舵手的风采/今泉智惠问赵浩生：我能否藏在桌子底下聆听高论/一不留神，成了“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
重返桑梓后，赵浩生随即登上前往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列车。
从赵浩生记事起，北京一直被称作北平。她在赵浩生的心目中，绝非一个仅具单纯地理概念的词汇，而是有着巨大向心力的文化归属，是闻之肃然不释诱惑。
虽说他从未身临其境得睹这数朝古都的风貌，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那样的熟悉：未名湖畔的遗世砖塔，清华园内的滟潋荷塘，卧佛寺周的霜濡红叶，紫禁城头的金辉兽吻……他已感受过不知多少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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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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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在他还是同学少年之际，就热衷于文学，而他成长时期所景仰的一代文学大师，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在北平淹留，不曾将北平诉诸妙文。那心灵的牵引，曾驱使他壮着胆子向平素敬畏的父亲，提出到北平求学的请求。不料，父亲顿时拉长了脸，厉声吼道：“不行！”他转过身，不敢再出一语，可母亲却看清了从他眼眶中溢出的泪滴。翌日，母亲悄悄地告诉赵浩生：“你爸爸难过得一宿没睡，家里供不起你到北平读书呵！”就这样，到北平成了埋在赵浩生心底的奢侈的梦。
他没有想到，他竟在去国25年、自己已过知天命的年纪，终于置足“心实仰之”的梦中境地。他将现实的北京，同他心中的北平，一一加以匹配参比，既似曾相识，又备觉新鲜，更引发无限感慨：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出故宫，步入那广阔宏伟、举世无匹的天安门广场，它的宏伟，代表着中国人的胸襟、豪情和气魄，任何人都会被这伟大的气氛所吞没。当你仰望广场中心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想到30年前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宣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不论是外籍华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赵浩生到京不久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国宴，那是宴请越南劳动党第一书籍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就在这次宴会上，以新闻记者身份来访、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时局的赵浩生，第一次目睹了毛泽东之后把握中国航向的舵手。
“当我们在等待着黎笋和范文同入座的时候，那位曾是中共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号代表、被打倒并销声匿迹数年、似乎政治生命已告结束的人，悄然走进了宴会大厅，他就是邓小平。”
这样一位人物的复出，明显地预示着中国当时的政局出现了或即将出现某些变异，当时世界所有关注政治的眼睛，都不会对这悄然而又意味深长的邓氏复出澹然视之。
据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就是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可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不管怎么说，到了1972年，中国的时局比之前数年，确有几分松动。一些在“文革”地震中被压倒的人，陆续复出，我想曾是《中央日报》记者、又入了美国国籍的赵浩生能重返大陆，也不会不与这种氛围相关。也是因了这重氛围，赵浩生采访吴作人、李可染等文化名人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得知吴、李欣然接受采访，赵浩生喜不自胜。早在抗战时期的成都，赵浩生就见过吴作人，并为其画艺所倾倒。他还记得吴作人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棕色西服，那潇洒倜傥风度给赵浩生的印象，“和他的作品一样深刻”。可以说，与吴的对话，他期盼了数十年了。
景慕中国文学艺术的东方文化学者今泉智惠，闻知吴、李两位国画圣手同意接受赵浩生采访，也十分欣喜，她也想一瞻两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的风采，聆听高谈阔论，她带着几分调侃地对赵浩生说：“你们交谈的时候，可否允许我藏在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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