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问赵先生，在投资前是否做过一番调查和预测，所投资的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润可图。他说对此毫无把握，并没在这方面仔细分析推敲过。
“一个跨国公司的顾问，整日价为别人的公司经营战略策划运筹，而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却不加思索？”“哦，告诉你一个我的‘私念’，我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感兴趣，关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进去，了解操作的全部过程，问题、缺陷、难点、特色……企业生存、发展了，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适应和事务而式微，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您对您的产业的市场和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对生产的产品有不内行，那您是如何对您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呢？”
“我对经营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时下流行一中理论我颇欣赏，叫做‘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既然不懂得电器和数控机床，就应绝对地信任内行。因此我提出了‘三信原则’，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第二、对企业经营者绝对信任；第三、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必守信用。”
如此一放手，赵先生便悠哉游哉了。实际上，他还是更关注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他是江泽民、朱镕基、万里、丁关根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把自己观察到的、思考到的与中国命运声望相关的问题，向他们传递诉说。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著，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国宴，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赵浩生便径直向朱镕基的座位走去。
朱镕基也看到了赵浩生，他对赵浩生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接着，他对坐在身边的委员长乔石介绍说：“这位是赵浩生先生。”
乔石一面和赵浩生握手，一面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可一直没机会认识您。”“我也一直盼望有机会拜访您，今日很荣幸。”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恐怕不能总是尼克松、基辛格/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70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发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轫的赵浩生分外焦虑。
他有感于美国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而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故每在来华期间，便竭尽所思，先后写了《如何向美国新闻媒体做工作》、《说“游说”》诸文，介绍了西方媒体的权威中心、旨趣倾向、运作方式，游说在现代政治中的意义作用、成功的实例……这几年，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以求美中关系尽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们见面闲谈时，我把话题引到了40年代，想听他讲讲在重庆当记者的旧事，他与当时中共新闻工作者的交往。谁知没说上几句，他突然感叹起来：“中共刚刚进入延安的时候，人不过数千，困厄重重，但宣传工作却做得那么出色。到处都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和那总能唤起民心共鸣的主张。”
“那时中共的领袖群里，不乏挥洒千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有一批优秀的宣传家。更难能的是，他们神差般地使社会传媒发出同情中共的声音，吸引国外一些大牌记者前往中共根据地采访，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报道。”我的思绪顺着他的话头延展。
“今天的中共远比延安时期强大，国家的进步和昌盛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赵先生原意并不在追溯，而在对比。我当时对他突发这一番感叹，并未做更多的深思。
1995初春，赵浩生先生约我齐聚在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先生家中。他和柴大使从他们在美国相识的往事，在驻美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盛大招待会上的匆匆重逢谈着谈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改善美中关系上来了。
赵浩生说：“柴大使在美多年，在美国各界都结识了一些朋友；继您之后的章文晋大使，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你们应该动员这些老朋友为美中关系的改善多做些工作。”
“我从外交部退下来后，始终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我和几位老人发起组织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些力。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前旧金山市市长来华访问，我还和她谈了转圜美中关系之事。她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她的前任遇刺身亡，她于匆忙中就职，我是第一个同她会面、致哀、道贺的外国使节。”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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