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话离题太远了”张思之感到不能让她这样东拉西扯，再次制止她。“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有病，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你刚才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现在又出尔反尔！”朱荣华也有些气愤。“现在距离近，我已能听清楚了。”“既然听清楚了，就把你的结论告诉我们，请律师，还是不请﹖”
江青的情绪在急剧变化，显出激动的样子，眼圈也红了，低下头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委托。”“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只有与你建立了委托关系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她斜过头，对着朱荣华，不理张思之：“你要相信他们那个指起诉书，怎能替我辩护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决定是否请律师！”
江青依旧回避着，突然用手指着朱荣华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汇编，说：“你那本刑法、刑诉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这种要求，你应该按规矩向监所提。”“这么大案子，连一本小书都不肯发，这么吝啬！”“如果我们成为你的律师，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提。”
“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江青终于失去了耐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请律师，或者是不请我们做你的律师，对吧﹖”张思之针锋相对。江青感到不应一下说得过死，马上转圈说：“你们再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们考虑的结果，我们没时间久等。”的确，此刻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复杂，材料那么多，你们工作量会很大……呵，问题多，都是我们党内的事。哦，现在我不是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不过，那是他们把我开除的”她又借机发泄内心的愤懑。
又费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应下午三点前告知考虑结果。该退场了，江青恢复了来时的谦和，点了点头说：“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谢谢你们！”
组员们说：“江青把你便宜了。”／
法庭的人说：“李作鹏脑子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
江青同律师见面后，找到监所负责人贾政委，说：“今天来的律师，一看就知道是代表官方的。那姓张的律师，是什么长字号的，本身就是官方成员，看他那么凶，怎么可能为我的案子辩呢﹖”贾政委问她打算怎样，她说：“我要朱律师，他好；不要张。”贾政委提醒她，朱是张的助手，抛开主办要助手不合适。江青强调她可以选择律师。
离开秦城监狱时，同来的人都已经清楚，江青“辩护士”的荆棘之冠，轮不到我戴了。组员们对我说：“江青把你给便宜了。”张先生以此结束了秦城见江青的故事。“这种结果，就个人得失论可以说是幸运的，江青没有让您陷于同她一道恶名远扬的尴尬境地。但在今天回溯起来，从健全、推进法制进程的探索，从丰富律师刑诉辩护的经验角度看，江青没要律师，或者说您最终没有成为她的辩护士，是不是又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呢﹖”
“你这种反问的确有些道理。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对法制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
“让我们重新回到两案的话题吧。我看到有关材料记载：法庭推荐北京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傅志人接替您，他和朱荣华又见了江青。江青认为起诉书否定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把她和林彪列在一起不伦不类，要律师按她的基调辩护，被律师告以其责任是依事实及法律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而不是做代言人。江青一气之下，又把他俩便宜了。”
然而张思之并未被彻底地便宜掉，从秦城监狱回来当晚，法庭便找到他。“来人对我说：李作鹏要求辩护。他曾经是搞密码破译的，脑子转得特别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正好江青不请你辩护了，你就准备为李作鹏辩护吧。”
严格地说，律师的天职是依法维护被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同法庭其他方面的人员携手，共同对付被告。但“两案”毕竟是个极其特殊的例外，其首犯、主犯曾置身中国政治权力的巅峰，且错综复杂的案情涉及到一些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应该防止某些被告利用法庭将其泄露出去，或以此要挟法庭。只是就“保密”这个意义而言，张思之表示愿意与法庭合作。
离开庭只剩五天了，律师们才基本定位／
李作鹏说：“我的罪，我承担，我的骨头还是硬的。”／
律师阵容是强有力的，他们马上发现了起诉书上有指控不实的问题
离开庭只剩下五天了，律师们才基本定位，明确了为之辩护的被告：
甘雨霈、傅志人负责为陈伯达辩护；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周亨元、武汉大学法律系马克昌担任吴法宪的辩护人；
张思之和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苏惠渔担任李作鹏的辩护人；
北京律师协会负责人之一周奎正、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舜华担任江腾蛟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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