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三.一八惨案’与天安门喋血
冯玉祥原是‘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固定地盘的主要军阀。他游击全国，四处依附、四处‘倒戈’，竟成为民初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当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了。这一下他忽然搞到个全国第一号大地盘──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无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个老军阀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资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戏真唱，不愿做冯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冯既指挥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喽啰。因而这位‘作假作了一辈子’的‘倒戈将军’对段执政呈请‘辞职’又‘辞职’；而段执政对他则‘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戏。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这台假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张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龄已兵败身死。死敌奉军已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几至身败名裂的吴佩孚，又信誓旦旦必报此仇。玉祥处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蒋，北靠苏联了。汪蒋对他自然是欢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索兴公开化了。
俄人援冯既然公开了，则日本援张，英人援吴，也就更加积极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角逐史。这次北洋军阀的内战，帝国主义的阵线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当奉军舰艇在大沽口外出现时，冯军乃在大沽口沿海设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锁大沽口，并一度与故意穿过封锁线的日舰炮战。如此一来，帝国主义就全部卷入中国内战了。日本人就首先对冯军布雷，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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