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三百年后，满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从龙入关。入关之后，他们也和满族一样，享有终身俸禄等等统治阶级的特权。有清三百年中，汉族功臣，像曾国藩、李鸿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为亲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与王公并列的活佛，汉族和尚则连个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统治阶级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后的库伦，他们已在纸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们再回到库伦去搞独立，搞自治，实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国教书的李鸿鹏教授，就曾上书毛主席，并直接写信给斯大林，气愤填膺的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国人那时在库伦暗动手脚的，也专以活佛为对象。他们要扶植这些亲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当总统，这就不是过惯了满蒙一体的北京贵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还有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给少了，还可以打滚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钱，看老毛子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和今日台湾统独两派之争，也差不多吧。
君不闻，达赖喇嘛最近和曹长青君的对话嘛。曹君问达赖为什么不搞独立。达赖说独立之后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补助了。【近月在香港发行的‘开放杂志’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栏报导。】朋友，这就是中西之别了。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西方帝国主义就是个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了。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因此俄国人那时在蒙古搞分裂运动，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没太大兴趣；独立自治，对那些住在蒙古包内的、贫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再者，蒙古牧民单纯的皮毛贸易(furtrade)的经济体系，和辽阔的国防自卫，都不是离开中华祖国后，可以独立运作的。数百年来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华‘主流’(mainstream，有心的读者请注意，这是今日美国学术界所通用的时髦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纵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人【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八年年鉴】，不过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内几条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应属于中华经济圈和防卫圈，没有搞独立的必要(这也是今日达赖喇嘛不搞独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来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统治阶层便主动的上书民国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续论之。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错在小徐(徐树铮)。’小徐犯了些什么错误呢？到时再慢慢说吧。(拉铁摩尔是个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与我夫妇聊天。他说他夫妇是在库伦结婚的。婚后各骑骆驼一只去作蜜月旅行，从外蒙，穿内蒙、甘萧、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骑到印度，大致度了个‘蜜年’云云，使我们大惊失色。)
日军攻占胶州湾，进窥山东
以上所述英、俄两强，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乱，割裂中国边疆的故事，那还只算是‘边患’也。日本人其时也乘机入侵，那就是最严重的、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约时，他两位邻家就秘密说妥，中国革命运动一旦严重到某种程度时，他俩就联合出兵，按两国在满蒙境内所划的秘密分界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画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他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底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它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欧战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移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说时迟那时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迳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博士。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兼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剌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某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他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博士参加密议，最后还是顾某为之泄密，而功败垂成。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啊。’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砂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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