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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