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克的国际汇率，仅略低于美元。百万之数，在当时中国是吓坏人的钜款。它对其后的中国内战，所谓‘护法战争’，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我们势将继续讨论下去。下章再说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议会政治，是帮会政治
这也是转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现象吧，这种不新不旧的政客，他们所表现的新旧之长，往往远不如他们所保存的新旧之短。前篇已言之，这种政客，在民初所组织的各种大小政党就不下三百余个之多，参众两院的议员，往往身兼数党，而且朝秦暮楚，为着一己政治利害，而变换无穷。
在袁世凯时代，所谓政党内阁，曾盛传一时。为着争取‘入阁’，甚或‘组阁’，小党派成员乃纷纷结盟，毁党造党，分别形成了亲孙的‘国民党’和拥袁的‘进步党’，事详前书。在两党之间发生了争执之时，不用说‘肢体抗争’之激烈，不下于今日台湾之立法院。斯时去古未远，议员们所使用的文具，都还限于毛笔和砚台。在辩论激烈时，往往笔砚横飞，墨汁四溅，当之者就头破血流不成个人形了。所以后来国会之中数百只的石制砚石，都被钉牢在办公桌上，动摇不得了。笔者述史，为何连个小小的砚台，也不放过？无他，搞微观史学，从小看大耳。
我们要知道，台北今日所实行的议会政治中，一些肢体抗争的现象，只是大陆当年搞议会政治的遗传而已。一脉相承，没啥稀奇也。今日台湾，李前总统，和吕副总统，都不要做中国人了。但是他们政治血液的因子，还是地道的国产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陆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坚决否定议会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馆中，民初国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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