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忽然之间，伊放勋先生和姚重华先生，被隆重选中，一条又僵又冷的死虫，经过孔丘先生吹口仙气，立刻变成了花蝴蝶。《论语》——孔丘先生语录，对伊放勋先生，就来一个霸王硬上弓，不由分说，连珠而出：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译成白话文，就是：
“伟大呀，伊放勋老爷当了君王!高高在上呀，谁都没有‘天’那么大，只有伊放勋老爷可比。无边无涯呀，小民说不出它叫啥名堂。到了最后，光芒四射，只有伊放勋老爷有那么多的贡献，有那么美的品德。”
《论语》是一部性质平实的儒家学派经典，孔丘先生更是一位世故的老头——老头未必一定世故，世故也未必一定是老头，而世故更不一定就是老奸巨猾。柏杨先生年纪越老，越忍受不了酱缸产物：乡愿、孑孓、酱缸蛆、酱萝卜、变形虫、顺调分子、温柔敦厚的法利赛人。见了这种玩意，我就火发三丈鼻孔冒烟。以致酱缸帮纷起反击，给我老人家上尊号曰“老三八”、“十三点”以及“神经病”，还有些政治性的尊号和大批铁帽，往头上猛扣，每一顶都可使人脑浆迸裂。孔丘先生可是老老实实，从不说一句激情的话，纵然发誓赌咒，也文质彬彬：“天厌之，天厌之。”不像我老人家，动则脏话出笼。然而，孔丘先生一遇到伊放勋先生和姚重华先生，就禁不住理智全失。《孔子家语》上，当宰我先生向他打听伊放勋先生身世时，孔丘先生热情如火，号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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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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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白话，就更可观：
“他（伊放勋）的爱心像天堂一样大，他的智慧像神仙一样灵。百姓亲近他，如葵花之向太阳。盼望他就是盼望云雨泽披天下。富有却不端架子；身价尊贵，却平易近人。”
孔丘先生因为从没有激情过，所以他不是一个诗人。可是拜读了这一段对伊放勋先生的赞词，不由大吃一惊。看样子孔丘先生不但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位唱“莲花落”的高手。这种如醉如痴的诗句，连庄周先生和孟轲先生都被感动得情不自禁，跟着他无理取闹。
孔丘先生对伊放勋先生的赞词，只是为后世君王——或其他名称的政治头目，提供一个行为标准。同时，孔丘先生也代表小民心声，盼望最高掌权的家伙，最好如此这般。
——偏偏的，后世君王的表现，使孔丘先生和儒家系统垂头丧气。呜呼，“爱心”“智慧”固然很难，纵是“不端架子”“平易近人”，也不容易。这是人性弱点，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才能达到那种境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专医政治上的滤过性病毒。西洋哲人早鉴及此，中国哲人却缺少这种大脑。孔丘先生只提供了“想当年”的思古幽情，却没有为我们绘出未来的蓝图。
情绪不能代替理性，诗篇不能代替事实。事实是，伊放勋先生在位的一百年间，真正掌握权柄的日子，只有六十年。六十年中，中国充满了大苦大难。
第一个大苦大难是旱灾。现代科学进步，灌溉发达，偶尔堤坝崩溃，水灾倒是有的，旱灾在现代化国家中，已很难再见矣。水灾和旱灾最大的不同是，水灾的面积小，只限于堤坝崩溃下游的有限城镇乡野。旱灾就不这么小家子气啦，不来则已，一来就是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尤其是“大旱之后，必有荒年”，情况更惨。
——提起旱灾，我老人家可是学人专家兼专家学人，年轻人已没有我这种庞大学问矣。记忆中最近的一次大旱，发生在对日抗战中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河南省那些大学堂的女学生，一个个千娇百媚，学富五车，踯躅在街头或车站，拉着开拔的军爷，泣曰：“救救我，带我走，就给你当小老婆!”
水灾易去，旱灾难熬。旱灾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一样，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以“年”为单位，慢慢谋杀。
就在伊放勋先生当权期间，中国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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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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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是因为不下雨，不下雨是因为太阳太烈，云不能聚。太阳太烈是因为当时并不只有一个太阳，而是有十个太阳。无论十个太阳是亲如兄弟，一齐悬挂高空，还是来一个车轮战，鱼贯上阵，结论都是一样。
从书上记载，可看出后羿先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射手，当十个太阳把世界烤得几乎成了一团火炭。“焦禾穗、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大饥馑已经形成时，后羿先生奉命要干掉九个（这故事一直流传下来，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遇到久旱不雨，太阳天天升空，有些地方军官大怒，还用大炮向它阁下猛轰，希望它心惊胆战，躲到家里一天两天，让海龙王露露脸，降点甘霖）。后羿先生不负交付他的任务，真的射下来九个。每一次，他一箭中的，一个太阳就气绝身死，忽咚一声，掉将下来，跑近一看，却变成了一只乌鸦。九个太阳，成了九只乌鸦，当然是九只死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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