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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_王龙【完结】(11)

  总之,那是一个康熙大帝光照四方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流行全球的时代。古老中国雄厚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专制制度和传承最为完整的中华文化。在雄踞东方的大国光环照耀之下,康熙皇帝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说“不”,西方世界对这位“东方圣人”只有俯首帖耳的敬仰崇拜。

  正文 章序

  2010-3-19 9:45:15 本章字数:205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剧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然而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李、伊二人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1)

  2010-3-19 9:45:17 本章字数:700

  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电视剧《走向共和》说起

  甲午战败,1895年4月,天朝首辅李鸿章枉驾屈尊,赴“蕞尔”小国日本马关乞和。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访。两个交锋多年的“老朋友”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三十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您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啊!

  李鸿章: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当年中堂壮志,气冲霄汉。博文那时二十多岁,读了中堂此诗,热血沸腾哪!

  李鸿章:年轻狂妄,不值一提。

  伊藤博文:不然。一万年来谁着史?自然是中堂这般人物。博文不才,虽略通汉学,不敢谈万年之事,但心中有几个疑团,今日幸会,还请赐教。

  李鸿章:有话请讲。

  伊藤博文: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呀?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我不是。

  伊藤博文:那诸葛孔明呢?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呀?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2)

  2010-3-19 9:45:18 本章字数:1132

  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一个片断,虽属艺术表现,却也传神之至。李、伊二人,均系心高气傲之人,在各自国家莫不举国听命,权倾一时。1885年,中日因签订《天津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与伊藤博文交过手了。不过那时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傲异常。当因分歧过大伊藤博文提出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悚然心惊,见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签订条约。但他毕竟领教到李鸿章的厉害,后来还私下对人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梁启超:《饮冰室专集》)。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十年之后,时移势易。“风雨孤舟夜,关河两鬓霜”,此时李中堂乃系一介丧权辱国的降使之身,不得不把盛气凌人的架子放到一边,向胜利者纳款乞和,屈尊输诚。其羞怨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象。伊藤博文以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带着故意不露声色的傲慢气焰,顾盼自雄,和中堂大人青梅煮酒,东瀛论剑,笑谈四海英雄。

  真是岁月无常,天翻地覆啊!伊藤道,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良久,缓缓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马关谈判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痛苦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完毕的归途中,年近七旬的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 医生们经过统一会诊,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且必须静养多日,不能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此血所以报国也。”

  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向清政府请示,我虽然身受重伤,幸未致命。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李鸿章忍受着巨创深痛,卧病在床,仍坚持口授事机,指导谈判,随从人员力谏不听,众医苦之。李之遇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因此改变了策略。身负重伤仅仅三天后,当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终于通知李鸿章无条件停战时,他十分高兴,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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