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这一品质是他特性中最显着的一面。他以极其忠于中国和清朝统治者而着称，在他给朋僚的信中，他再三强调这种忠诚：“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英国学者福尔索姆说：
尽管他极其忠于皇室，也极其忠于他的朋友、同乡、老战友、家庭、亲戚及师长，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这似乎是荒谬的，尤其是鉴于个人效忠是中央控制削弱的基本原因。但是对于具有儒家理论和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不相干的。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浸润生存的他，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之。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1）
2010-3-19 9:45:27 本章字数:833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
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李鸿章昨日下午2时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他的头衔除大清国直隶总督外，还有“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他既是着名的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次他是作为大清国特命全权公使结束访俄使命后正式访问美国的。他在码头受到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贵宾式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这是来自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洋人的眼中根本没有“东亚病夫”的半点位置，而对李鸿章却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游行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2）
2010-3-19 9:45:28 本章字数:1021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民主、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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